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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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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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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戒》背后:抗战期间中日暗杀战争 (一)  

2007-11-14 11:01: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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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戒》背后:抗战期间中日暗杀战争
  •   戴笠不是中国的希姆莱,他的所作所为颇具象征性,那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铸就的产物。但他也根本不是一个仁至义尽的儒将,并不是某些崇拜者后来所想描绘的那种形象。戴笠公开声称推崇仁义之道,又对由此产生的矛盾巧加利用。他的内心深处是个异常矛盾的世界。

                      文/叶文心 翻译/张和声

《色戒》背后:抗战期间中日暗杀战争 (一) - 《国家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在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战的腥风血雨中,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色色的角色。

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尽管人们渴望公共租界依然能为所有逃避日本占领军残酷统治的人提供一片安身的乐土,但孤岛还是成了动乱之地。前上海工部局属下的英美行政当局已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苛求,日本军队行将进入并占领公共租界。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上海市民把孤岛作为发起抗日运动的基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租界来进行抗日宣传,收集情报,获取军事物资,密谋暗杀,进行抗日的神经战。在汪伪警察的协助下,日本人也以牙还牙,大肆报复。

在这场城市战争中站在前列的是国民党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特工人员。军统的首领便是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戴笠。他利用《三国演义》和《水浒》等古典历史小说中的豪侠之风、仁义忠孝之类的语言来激励特工进行生死战。为了恐吓投敌分子,从1939年到1940年间,军统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汉奸行动,其主谋就是戴笠。

“家长”戴笠

1932年,在南京近郊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山陵,蒋介石授命戴笠组建特务处。蒋以黄埔军校前校长的身份教导戴笠在组建特务处时不妨读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这类传统的历史小说,以便从中得到启发。

戴笠坚持必须建立与忠孝仁义传统信念相吻合的组织体系,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观念,他对部下说:“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我们的同志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以互忠互信为纽带。”

特务处的核心组织为蓝衣社,由“十人团”组成,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六期同学。从1932年到1937年,这些老同学在戴笠的领导下,靠一笔经费在南京一个特别的办公室里共同生活。他们把这当作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结拜兄弟。这个团体带有平等主义色彩,戴笠虽然是领导,也不过是平等兄弟中的一个带头人而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务处工作量大增,其机构大为扩张,到1938年就变成了军统组织。军统的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成员多为军统训练班的毕业生。军统局聘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人报务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准军事的秘密特工部队均配有美式装备。结拜兄弟之间的习惯用语和古代武士的悲壮气概依然激励着敌后地下特工站英勇奋战。

军统局的科层化使工作关系得以正规,但是它并没能取代以往的兄弟义气,也没有改变戴笠的政治文化观念。戴笠给军统内刊题名为《家风》,俨然以家长的身份办理局务。军统组织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个人行为严加约束。他援引《汉书》中的名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禁止部下在抗战时期结婚。他制定纪律严禁吸烟、赌博、打麻将之类的不良行为。违犯内部纪律的人通常被单独关禁闭,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违犯局规遭到处决。这种死刑称之为“殉法”,是一种“殉难”的形式,以确保军统局内部严刑峻法的完整性。

戴笠要求军统的同志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他不断提醒他们,加入秘密组织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做出完全的牺牲,就像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力行社“革命战士”那样。

戴笠承认他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个人忠于领袖蒋介石的绝对重要性。这样,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主子的要求,甘为领袖效犬马之劳。

如此强调上下级之间这种垂直的忠诚,也就意味着同志之间横向的手足情义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务处内部也是如此。虽然家族内的父子之道与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必相悖,但考虑到像这样一个中国秘密机构的性质,要在垂直的忠诚和横向的义务关系之间摆正轴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义。忠孝之道,走向极端就会在领导和集体面前彻底抹杀自我。兄弟情义,则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乃至于自主。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观念其潜在的自相矛盾看来是理不清的。

正是因为自我抹杀(有时甚至是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蒋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须甘当“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结果是,自我抹杀,乃至于完全丧失自我却使戴笠通过掌有秘密权力,反而为他打开了自我扩张的大道。这种做法所付的代价和所得的补偿都相当大。结拜兄弟之间的行为准则与家规族法的内在矛盾,横向的义气与垂直的忠孝的内在矛盾会导致一种模糊的关系,产生不同的秩序问题。

总之,戴笠是利用这种模糊关系的高手。他是军统局内务的主要仲裁人,他对局规的解释对部下可谓是生死攸关。但是兄弟义气本身对他那种生死予夺的权力也有一定的约束。其约束力体现在戴笠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背信弃义。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有充满神秘色彩和英雄主义的刘戈青事件,另一方面又会发生双重或三重的叛逆行为。这一事件使戴笠处理部属行动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刘戈青事件

刘戈青是一个福建华侨的儿子,家道殷富,他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获学士学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岁那年加入了军统。刘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军统局内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戴笠曾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1919年前,一师的课程还是传统的文史科目。从上层到中层,军统的官员从小读的都是经史之学。传统的通俗文化赞美战国时的刺客,歌颂三国时的英雄,他们便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

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急剧的变化,北京和上海的高校入学考试强调英语和数学成绩,这些来自各省“中农”家庭的学生没法与人竞争。他们也看不惯“五四”一代西化的社会精英,后者鼓吹打破旧习,进行社会革命。像戴笠这样在谍报部门的军官往往沉浸于传统的英雄传奇和历史类比的天地之中,由此派生出他们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

在网罗第一线的特工时,戴笠要找的对象是受过国术训练的人,就像《史记》和通俗小说所描述的那种放浪不羁敢做敢为的游侠。他把功夫大师请到军统局内,作为活生生的典范,就像《江湖奇侠传》(当时在小市民中十分流行的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为了寻找江湖好汉,特务处深入穷乡僻壤,在浙江的山区嵊县和汉水上游的襄阳等地招兵买马。这些地区以穷山恶水土匪游民而出名,流传着武侠豪杰绿林好汉仗义行道的故事。

戴笠在组织特工核心成员时往往注重其出身籍贯,然后工于心计地利用其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的关系来扩招特工。还没开办军统训练班前尤其讲究这种关系。由于戴笠十分倚重这些亲友老乡关系,他的男女部属主要来自浙江、广东和湖南三大省份。

抗战爆发之时,军统的这种基于个人忠诚和特殊关系的团结受到严峻考验。戴笠的部下发现他们不仅要和日本人作战,还得与汪精卫手下过去的国民党弟兄作战。刘戈青的背景与军统中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既不是黄埔系的,也没有什么老乡关系,从各方面看都不是军统核心圈内的人。可见刘对军统的忠诚不是派系的产物,而是基于他真正地倾心于戴笠所推崇的侠义之道。

为了挫败日本与伪政权达成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统的活动,威胁要刺杀那些想当汉奸的人。在刘戈青行刺的半年前,军统曾在租界杀死过另一个汉奸高官,这些都是军统这一政策的体现。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装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

军统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暗杀活动是有目共睹的。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刺客比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

刘戈青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1939年2月18日(编者注:一说此时间为2月19日),他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暗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自此英名远扬。刺杀陈箓虽非小事,但刘戈青事件的意义更在于表现了他对戴笠的忠贞不渝。

刘戈青事件发生之时,军统上海站正被其对手和敌人搞得濒临崩溃,军统特工对组织的忠诚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刘戈青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忠于组织决不动摇。在后来官方所写的军统历史中,刘戈青是间谍和反间谍的黑暗世界里真正的英雄,他是戴笠所称道的仁义之士。刘对戴笠的忠诚就像古代所推崇的游侠之士对结拜兄弟和上司的忠诚。在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战的腥风血雨中,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色色的角色。

极司菲尔路76号

为了报复军统的攻击,日本人就在上海滥杀无辜。军统每次行动过后,日军立刻处决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处决散播了恐怖气氛,但并不能有效地还击军统的挑战。

陈箓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特务机构,来保证大汉奸的安全,消灭上海的军统特工,压制上海租界内中国报纸的反日宣传。结果便是汉奸特务组织的产生,该机构以所在地极司菲尔路“76号”而闻名,创始人是李士群。

早在1939年2月,李士群和丁默邨在土肥原的上海司令部“小东京”谒见土肥原,然后就开始筹办这个汉奸特务组织,他们两人过去都是中统特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丁和李表示可以帮助“召集国民党同志以促进和平进程”。日本人自然乐意有这么一个工具来帮助他们打入似乎难以渗透的中国社会关系网。

1939年2月10日,日本东京军部批准土肥原关于扶持傀儡特务机构的计划。从3月1日起,丁和李正式开始工作。他们同意将事先向日本宪兵汇报行动详情,也同意每天向日本人作汇报。日本人则提供武器弹药和金钱。6月初,机构设立在上海西区前安徽军阀陈调元将军的寓所。丁和李给房子装上电网铁门,搞得就像一座碉堡,并开始为76号组建“行动”(绑架暗杀)的力量。

丁默邨和李士群干这一行绝对是高手。两人在20年代是共产党的叛徒,30年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足轻重的影响,组成强大的政治派别CC系,作为CC系情报机构的主要人物丁默邨,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他与一处(中统)的徐恩曾、二处(军统)的戴笠是同事关系。1938年末,军事委员会重组情报机构,三处被解散,其组织被戴笠的军统接收。机构重组反映了黄埔系与CC派在重庆的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对蒋介石的抗日政策也不无影响。重组的结果,丁默邨自然而然地被解除了职务,他心怀不满,便于1939年春和李士群一起在上海投靠了日本人。

76号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李士群,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便活跃在沪宁地区,加入了杜月笙为首的青帮,是青帮小头目季云卿的徒弟。李士群富有创业精神,1938年到上海后他便努力组建情报网,准备待价而沽。开始只有他一个人搞情报,他从过去的中统同事那里收买情报。后来他的情报来源扩大到国民党上海支部的中层干部,还有青帮成员。到丁默邨抵沪时,李士群已经组成了一个7人核心小组,其成员大多数是前中统和CC系的特务。1939年5月8日,汪精卫带着随从抵达上海。李士群招募以青帮头目吴世宝为首的一帮地痞流氓,靠他们确保汪精卫一行的在上海的人身安全。李士群拉拢的人其背景与戴笠的军统干部极为相似。为了宣布76号在租界的存在,李士群采取了一种双重的策略。他要在租界破坏军统组织,将军统最老练的特工招募到自己的麾下。他要利用自己对重庆情报网的了解,以威胁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1939年夏秋时节,李士群着手行动。到同年9月,他成功地收买了许多军统要员。李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在年末访问东京时,他告诉日本主子他已经破坏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全部军统组织,戴笠手下的人不是被他除掉,就是投到他的门下。军统的主要人物如林之江(曾刺杀唐绍仪)、王天木(上海站站长)如今都听他的使唤。他吹嘘76号不仅战胜了蓝衣社的军统特务,也打倒了CC系的中统特务。(未完待续)

 

先锋《国家历史》十一月下旬刊,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先锋《国家历史》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guojialishi欢迎加入《国家历史》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lishi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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