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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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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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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人本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2007-09-28 17:04: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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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合川区(原合川县)东郊有个古战场遗址“钓鱼城”。 据说,这是一个“改写”了世界中古史的地方。
中国人称之为“元宪宗”的蒙古帝国第三代大可汗蒙哥,率4万精锐御驾亲征,久攻未克钓鱼城。军中疾疫流行,蒙哥亦染病,恨恨而死。蒙哥死后,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地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哥大汗的死地钓鱼城,以其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流产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世人被作“上帝折鞭处”。

忠义祠的由来
      钓鱼城古战场博物馆内,护国寺右侧有个“忠义祠”。现在纪念的是对钓鱼城的修筑和保卫战贡献最大的五个人。他们是:
      一、决策构筑钓鱼城的巴蜀军政首长,1242年以“权兵部侍郎”职衔,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余玠。 
      二、三、余玠入蜀设招贤馆所纳播州(今遵义)布衣冉琎、冉璞兄弟。二人事迹附于《宋史》卷四百十六余玠的传略。此二人的主要功绩是提出了筑城的建议,并负责实施。
      四、开庆元年(1259)大战蒙哥大汗时的都统制兼合州知州,钓鱼城守军的主帅王坚。
      五、1259年战役结束王坚奉命入朝,继任中军都统制兼知合州,坚守钓鱼城直至1275年升任重庆知府的战将张珏。
      最初建祠时,奉祀的只有守将王坚和张珏,就叫“王张祠”。乃明代弘治年间合州籍的京官王玺,上报朝廷派员实地查勘,由明孝宗批准后所建。可知多么郑重其事。
      清兵入关,王张祠被毁。这在情理之中:征服者当然不愿提倡拼死抵抗。
      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州王采倡议重建“王张祠”。此时,满清的江山已经稳固,便要提倡忠孝节义了。
王采增立了余玠、二冉的牌位,共祭本文开头所列的五人,易名为“忠义祠”。

挑战传统的忠义观
      “忠义祠”建成不久,知州陈大文在祠内增祀了李德辉、熊耳夫人和王立3人。此三人何功何德?
      这李德辉乃通州潞县人,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授任他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熊耳夫人是李德辉之妹。王立乃继张珏任合州知州的钓鱼城守将。1278年底,南宋临安朝廷已经覆亡,元东川行院正加紧围攻,钓鱼城危在旦夕。熊耳夫人于是策动王立请降于其兄。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王立派人潜赴成都致书李德辉。年逾花甲的李德辉亲率数百人抵钓鱼城,于次年正月接受王立献城。李德辉这样做不论是“有好生之德”怜恤人命,还是不愿元世祖时代再出现屠城的血腥场面,抑或为了争功,都是有政治和军事风险的。这王立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是张珏的部将,一向奋勇杀敌视死如归;1276年继任守城主将后,曾四面出击元军;他当然明白开城降元对个人历史名誉的影响。
      “郡守吴门陈大文”也是读书人,他撰写碑文阐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这块碑如今尚保存完好。上刻“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云云。他预感此举会有争议。
      这种“争议”其实是陈大文挑起的,他在挑战传统的忠义观。当初王采为王坚张珏立祠,就是感念二将的“忠烈”不在唐朝“安史之乱”中坚守雎阳城的名将张巡、许远之下。张巡其人,为了守城,杀了爱妾给士兵充饥,危城中的军民饿死战死被杀死在他看来都是死的光荣,惟独不能投降。张珏于临安失陷后拒绝招降,派人到沿海地区寻访宋王室,图谋重振;1278年重庆城破时被俘,后自经而死。张巡曾杀死6名劝降的将官以明其心志。而王坚颇得张巡遗风,他将蒙哥派到钓鱼城劝降的南宋降臣晋国宝,从其归途峡口追回,处决于钓鱼城阅武场。这种恣意践踏“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惯例的绝决行为,令傲慢的蒙哥大怒,必欲灭之而后快。

叛宋降臣被请出忠义祠
      133年之后,即光绪十八年(1892年),华国英知合州,募资修忠义祠廊舍,将李德辉兄妹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并对陈大文上纲上线说,他不报奏朝廷而私请王立三人入祀是“不知何心”。幸亏华、陈二人不同朝,相隔逾百年之遥,否则,陈大文政治生命危乎哉!
      颇堪玩味的是,133年间,三年一轮,合州知州换了数十个,他们不可能不履及钓鱼城,为何直到华国英才对奉祀王立三人提出指责?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认同陈大文的观念,至少是不以为有什么大逆不道。这个观念是什么?是:众人的生命高于对一朝一姓的尽忠死节。明末思想家李贽曾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痛斥张巡的非人道;赞赏三国时邓艾破蜀后,蜀国大臣谯周开城降魏,保全了成都军民免于无谓的牺牲;赞赏五代时的名臣冯道,不顾个人名节周旋于乱世的大军阀间,尽力使老百姓减轻生灵涂炭的悲惨。他的闪烁着人本主义光辉的思想,虽与正统的“文死谏,武死战”忠义观相悖,以其符合人性,其实更为大家所认同,包括饱读诗书的官员士子。
      而那些满口忠孝节烈大义的人,平时一脸正气,绝然凛然,却未必比别人更敢于舍生取义。众所周知,满人入关后,一些平时慷慨激昂作“汉贼不两立”状的东林党人,如钱谦益、方以智、吴伟业等名教大佬,纷纷做了贰臣。“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不是讥讽,是人心的写实。对人性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苛责那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也会更敬佩那些为保全众人的生命而甘忍污名的大仁大德者。

“尽忠”不必“死节”
      中国人其实一向更相信“尽人事,听天命”;“尽忠”又何必“死节”呢?比如,吕文焕守襄阳,与元军对抗五年,“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下,告急于朝,(权奸)贾似道不督列阃赴援”。待樊城陷落,元主谕文焕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其如数万生灵何?”文焕乃降。元主用以打动吕文焕的一是“数万生灵”毁存系其战降一念间;二是“势”,南宋小朝廷腐朽糜烂,奸佞当道,“天命”所弃,大势去矣。
      钓鱼城守将王立们对朝政的黑暗,对赵宋王朝气数将尽难道没有感觉吗?肯定有。主修钓鱼城的余玠及第一任守将王坚,都是为朝中权奸所嫉为皇上所猜疑,受打压而含恨早逝。王立固守危城,恐怕主要不是为了尽忠赵宋王室,而是因为自己心志不肯屈人,是为了“江南”百姓不被蒙古铁骑蹂躏。待到南宋社稷倾覆,恭帝北迁,元兵扫荡江南,1278年的钓鱼城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加之以合州两年大旱,守城军民陷于饥馁,可谓“人事”已尽,只能听从“天命”了。 
      这样的一个王立,可算是勇气和仁德的双重英雄。我想,133年间的那些合州知州心底都会这样赞叹王立的。
华国英何独不以为然? 是他观念陈腐僵化吗?也许。但更可能是时势使然。1892年的中国,中日甲午之战前夕的中国,列强环伺,风雨飘摇,民族主义兴起是很自然的;在忠君与爱国不分的旧式文人心中反感王立这样的人,也是很自然的。
      无独有偶,比华国英更激烈地痛恨王立与陈大文的,还有当代文人郭沫若。1942年6月,郭专程参观钓鱼城,随即写成《钓鱼城访古·华国英撰重建忠义祠碑文》,中有诗云:“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一副恨不能食肉寝皮的“愤青”状。这既是时代语境使然,也是此公一贯的风格。上世纪60年代他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有“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的句子,连毛主席也觉得他对唐僧说得太过分。
      然而,如今我们这个时代,是人本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或曰“忠义”)占上风呢?
忠义祠的楹柱上刻的还是华国英撰写的对联:“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贰心”,忠奸对立,爱憎分明。重修者是一仍旧贯,还是真的赞赏华知州的说法“正气凛然”?大约是后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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