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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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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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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2007-10-20 20:42: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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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大公报》: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 《国家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文/丁三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以套红的版面,庆祝发行一万期纪念日。这一天,在天津日租界四面钟一带,报馆举行了盛大庆典,蒋介石以下的大批高官,以及包括胡适在内的无数名流,纷纷发来了贺电。在贺电中,蒋介石谈到,《大公报》“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胡适更为热情洋溢,他以《后生可畏》的标题,认为《大公报》是“一个努力的孩子”,它的影响已经超过历史悠久的《申报》和《新闻报》,“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

这一天,距离《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接手《大公报》,仅仅四年有余的时间。过去的年月,它凭借“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办报宗旨,以及犀利深刻的社评、丰富活泼的栏目、手笔巨大的发行,为中国报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此时周旋应酬于各方宾客中的“三巨头”,他们能否想象,再有四个多月,他们为之呕心沥血的《大公报》,就要悄然地改变自己的航向?

一、

 

谈及《大公报》,不能不谈到它的灵魂人物张季鸾。

1926年夏天,作为一名失业报人,张季鸾前往天津,拜访他的好友吴鼎昌。与他同行的还有《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这一天,三人闲步天津街头时,路过已经停刊的《大公报》报馆,“门则紧闭,无人出入”。吴鼎昌心念一动,他问胡政之:“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所谓“抱过的孩子”,指的是胡政之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据说,胡政之回答:“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汪松年,《大公报史话》)

新记《大公报》的起源,大抵如此。史料没有记载,这一天张季鸾作了怎样的表态,然而,从这里开始,这个身材瘦小、面色黑黄、曾被误解为鸦片“瘾君子”的失业报人,这个平易近人、常年穿着一身长衫、“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中年知识分子,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富光彩的年月。

出任《大公报》总编辑前夕,张季鸾思考了中国报业的命运,并以此铺垫自己的划时代报纸。

 

二、

 

“清末以来,言论衰微,未有今日之甚者。”张季鸾写道:“举国报馆,千百数家,大抵呻吟、憔悴于权力财力两重压之下,岌岌不可终日。……民国之新闻史,亦即新闻事业失败之历史。”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回顾着五十年来的新闻史。

晚清以来,中国报业大致经历了记事、政论两个时代,前者以《申报》为象征,后者则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申报》开市民报纸之先河,而1898年前后,言论大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游走于政界、报界之间。他们成则公侯,败则江湖,这深重地影响了中国报人的新闻观。

中国报人大多依托于政治势力。以梁启超为例,他本人即是进步党党魁与创始人。作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终其一生,他始终认为报纸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即便“开启民智”、传播新知,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宣传教化色彩。而在他之外,那些士大夫出身的报人,史量才、邵飘萍、林白水……又有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不仅如此。在哀叹“中国之报界沦落苦矣”之后,张季鸾又将报人分为三种:“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并无主张,遑论是非?”

换而言之,权力、资本、蒙昧乃至偏见,都是报人的大敌。他为此提出崭新的“独立报纸”理念,并以此引领着中国报业告别过去的历史。

 

三、

 

张季鸾认为,“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也就是说,报纸不是圣经,报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布道者。作为载体,报纸应容纳各种立场与观点,以沟通社会、“养成舆论”。

张季鸾的报业观,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又不止于此。作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最后一代士大夫,他念念在兹的,还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如果说,梁启超的奔走呼喊,曾经扫荡着一个皇权颟顸、桎梏沉重的年代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以来,这个国家已经一空傍依,无论精神资源、价值世界、世俗权力、社会风俗,均如此。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时代,不破坏就无从建设的话,那么,这个一穷二白、纷乱混沌的时世,再也经不起战乱、破坏与党同伐异了。它需要建设。《大公报》应成为形形色色思潮、观点、习惯与情感的展示舞台,并以此为酵母,培育出新型的中国人格。

作为“天下公器”的使命感,正是后来年月《大公报》历久弥新的最大关键。而与这种使命感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则是张季鸾整理的四大办报方针,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

“四不”方针后来成为中国报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万事具备后,张季鸾又为《大公报》草拟了一句广告词,“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这寥寥十四字,概括了这份报纸的前世与今生。而1926年9月1日,天津街头处处飞舞这份广告海报的日子,《大公报》创刊号顺利问世了。

 

四、

 

《大公报》创办初期的清新景象,让许多报人终生难忘。

担任社长的吴鼎昌,白天在盐业银行办公,“晚上到社和胡、张讨论新闻,交换业务”。他主要负责低价囤积纸张,“从未失手”。与此相比,专任报社职务的胡政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习以为常”。张季鸾更加勤奋,“他每天工作到次晨二三时,遇有重大问题,也常熬到天亮”。

“三巨头”中,吴鼎昌生性随和,胡政之“不苟言笑、略显孤僻”,至于张季鸾,则以“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的性情,博得了百余员工的一致好感。几十年以后,两名《大公报》旧人回忆道,在“三巨头”的带动下,“这个报馆是很有朝气的”、“表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

这样的生活氛围,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几年之内,王芸生、曹谷冰、范长江、张琴南、费彝民、许君远……一个个后来被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纷纷走进位于天津四面钟附近的《大公报》报馆。王芸生后来写道:“一时之间,《大公报》人才之盛……几为旧中国时期报业之仅见。”

勤奋的工作、清新的气息、众多的人才,使报馆业务一日千丈。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时,发行不足两千,广告不过200余元,“营业结算则每月亏损四千余元”;仅仅八个月后,1927年5月,《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六千,广告收入每月一千余元,至于营业结算也“转为收支平衡”。

次年开始,《大公报》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五、

 

如果说,在创业之初,张季鸾的社评支撑了《大公报》半壁江山的话;那么,1928年起,它声势日大的版务拓展,也足以载入中国新闻史。

1928年1月2日,在新年钟声的余音里,《大公报-文学副刊》创刊了。此后六年,张季鸾同乡、一个名叫吴雨增的青年始终担任该刊的主编职务。他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吴宓。随即,大作家沈从文主持《文艺副刊》、大作家萧军开辟《读者与编者》、曹谷冰首开“异域特稿”风气、胡适等人应约《星期论文》……《大公报》的众多品牌栏目,如同雨后春笋般产生了。

以“异域特稿”为例,在曹谷冰访苏之前,苏联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1931年3月22日,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随行记者,曹谷冰抵达苏联,开始对这个广袤国家进行深度采访。此后四个多月,《大公报》先后发表近三十篇通讯,次年夏天又结集而为《苏俄视察记》一书。凡此种种,均被认为“开风气之先”。

“《大公报》四大特色”的说法也出现了。社评之外,它包括了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和星期论文。与此同时,《大公报》经营手笔之巨大,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创刊之初,《大公报》的发行仅限天津一埠,由大报商张万有包销。几乎刚刚实现收支平衡,它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拓展,并以“靠铁路沿线分销”的形式,覆盖了北平、沈阳、济南、太原、开封、郑州等主要城市。一时之间,订户直线上升,“以至有纨绔子弟购之装点风雅者”。

《大公报》的发行量,从几千份猛涨到万余份、两万多份。水涨船高,广告收入也因此一翻再翻。几十年后,曾长期供职发行课的李清芳回忆,当时东北的韩奇逢乌鸡白凤丸,“经常以半版地位刊出……开风气之先,引起广告刊户争相扩大版面”(李清芳,《发行工作四十年》)。

到1931年5月22日,当“三巨头”满面春风地主持万期庆典时,《大公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报纸了。这一天,在高朋满座、觥筹往来的席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千里外的满洲,四百余名朝鲜流民与几千名中国农夫正紧张地对峙着。他们的冲突,后来被称为“万宝山事件”。

 

六、

 

如果说,“万宝山事件”如同芥末之微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满洲事变”,却使五千年与四万万同生悲恸。在各大城市的街头,一片哀绝的歌声渐渐传扬起来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它也传扬进了《大公报》报馆,传扬进张季鸾心灵的深处。

自从创办《大公报》,外界对张季鸾流传着种种说法。“自由主义者”、“公社实践分子”之外,他和蒋介石的交往细节,甚至使一些人认为他是“投机政客”。然而,在众说纷纭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于右任同为关学大师刘古愚的弟子。幼年四书五经的熏陶,尽管日渐斑驳,却浸入了他的骨髓;他的灵魂深处,流淌着和范仲淹、张载、王安石一样的鲜血。

他自称“文人论政”,不断宣扬“言论报国”,这当中,有多少古代士大夫的痕迹?他力戒自己求权、求财、求名,并认为这是“士人常行”,这当中,又有多少旧式书生的精神?甚至,他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在漂白种种现代色彩之后,依然清晰可见的,不也正是历代儒生的气节么?……

可以断言,他是一个被过多附会、过多误读、过多歪曲的人物。或许,经过岁月风尘的磨砺,他也渐渐忘却了自己的本色,只有这样的大伤大悲、巨创深痛,才能唤醒他恍若隔世的情怀。

无论如何,1931年9月21日,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张季鸾的建议下,“三巨头”召集了全体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季鸾宣称,“四不”之外,《大公报》还将增加“教战”、“明耻”作为日后的编辑方针。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创办《军事周刊》和中日外交专栏。

在他的建议下,《军事周刊》由汪松年主持。至于中日外交专栏,则由王芸生负责。

 

七、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王芸生与张季鸾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

如前文所述,张季鸾性格开朗,“善谈笑、爱热闹”;此外,他也自有长者风范,被称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人物。与他相比,年仅三十岁的王芸生,则有着大时代青年的浓重气息。

王芸生偏激、极端,乃至略显狂妄。早年在木器行当学徒工时,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经过五四的青年,怎么能走封建的老路子呢”;他一度加入过共产党,脱党以后,他依然满口“革命”、“帝国主义”的字眼;而在他执掌《大公报》的日子,他更不时宣称,“王芸生就是《大公报》,《大公报》就是王芸生”……

然而,在张季鸾看来,王芸生是负责外交专栏的最佳人选。

开辟外交专栏,“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而责日本欺凌中国之暴残”(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据说,在与胡政之商议人选时,张季鸾列举了王芸生的诸多优长:他血性十足,“足以明国人之耻而不至短国人之志”;他行文极富煽动性,被称为“激情洋溢、江河直泻”……

后来的历史证明,张季鸾的这个决定,改变了王芸生的命运。因为,此后两年有余,王芸生成名之迅速、影响之广大,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

 

八、

 

“每日刊载一段,持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几十年以后,王芸生的幼子王芝琛回顾着当时的情形:“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字样,读来铿然有声。”

同样铿然有声的,还有王芸生的名字。两年多时间里,《大公报》发行量从两万余份猛增到大约五万份,而新增读者中,青年学生多达六成左右。如果说,张季鸾说理透彻、平和典雅的文风,曾使大批学人深为叹服的话,那么,王芸生的浓烈情感、宏大气势,则击中了众多青年的内心。他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青年领袖了。

不仅如此。1935年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使王芸生闻达于诸侯。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与张季鸾密切相关。这个民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生性异常淡泊,他的大多数文章不署名、不结集、不出版,以至于逝世以后,胡政之为编辑《季鸾文存》而大伤脑筋。然而,在扶植晚辈方面,他历来不遗余力。在他的鼎力推广下,该书风行全国,奠定了王芸生的大政论家地位。

王芸生何其幸运!如果说,《大公报》的地利,张季鸾的人和,他无一错过的话,那么,他还占据了“天时”。毋庸讳言,在满洲事变之前,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蒙昧、麻木、温和、含蓄……所有这一切,注定了他的飞扬激荡,他的滔滔不绝,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满洲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在此之后,没有什么比抵抗外侮更能激起全民族的悲情了。在这个民族渐渐苏醒的心灵中,王芸生的名字,因此不可替代。

随即,日渐飚升的“华北自治”风潮,又一次成全了他。

 

九、

 

所谓“华北自治”,并非出自东京的指令,而是天才特工土肥原贤二的杰作。如果说,作为少数民族的原居留地,中国民众对满洲的情感还多少淡漠的话,那么,北平、天津、临淄、邯郸……这些几乎与中国一样古老的城市,则是亿兆苍生不可逾越的心灵底线。如果说,满洲事变仅仅让昏睡百年的民族睁开了眼睛的话,那么,吞并华北的密谋,则是让这个民族彻底醒来了。

风潮初初卷起,王芸生就中断了外交专栏的写作,而致力于华北问题的社评。他并频繁出入各大高校,演讲、集会、签名售书……他的沉悲愤慨,渐渐风靡了大半个华北。

谈及《塘沽协定》时,他说,这是“丑恶的字句”、“一本屈辱的文书”,是“不抵抗主义的文凭”;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在不得不死的时候,“要死得从容、大方些”;而当“五省自治”的风潮渐渐卷起,他的语气更加悲怆:“我宁愿这古城名镇化作一片焦土,留待我们的子孙前来复兴;我不愿它再作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使我们的祖宗在地下蒙羞辱!……”

在“华北自治”风潮中,张季鸾脸上流淌的是泪,而王芸生身上飞溅的是血。毫无疑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背景的华北,必定会给后者更多的喝彩,更狂热的追捧。

不知不觉地,《大公报》的灵魂,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平和、儒雅的张季鸾;另一个,则是激进、狂热的王芸生。

 

十、

 

灵魂的分裂,不过短暂的一年有余。卢沟桥枪声响起后,是张季鸾而不是王芸生,“擂响了《大公报》抗日的战鼓”。

1937年7月16日,在《大公报》天津版上,49岁的张季鸾发表了《只有抵抗的一条路》一文。这篇寥寥三百余字的社评,以酸楚的口吻反复谈到,“除了抵抗,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除守土自卫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它并呼吁南京,在华北危亡的重大时刻,应领导全国,“共走此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

紧接着,7月29日,张季鸾又发表了《艰苦牺牲的起点》一文。这篇社评的语气更显沉郁,“只有悲愤应战”、“必须拼命”等字句充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佛步张季鸾之后尘,蒋介石在庐山的两次著名演讲,分别发表于7月17日与7月30日。

如果说,张季鸾的两篇社评,以“决绝”与“悲壮”为基调的话,那么,王芸生的社评,则充满了青年的骄傲与激情。7月30日,时任《大公报》上海版主任编辑的他,以这样的字句,表达着这份杰出报纸的抗战决心:“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的合法统治同其命运……津市合法官厅中断之日,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

天津版完成撤离后,王芸生更以礼赞般的欢欣,讴歌着这场“幸运的战争”。

在《东亚大时代》一文中,王芸生在“大时代来了”的雄健呼喊之后,阐述起了自己的荣光:“现在是东亚大时代的起点……对于自己,(我)深感荣幸,这样一个无拳无勇的人,居然有机会做大时代火焰的燃料!”

淞沪会战开始后,他进一步欢呼:“中国的儿女!……我们祖宗所未见到的全国对外战争,我们见到了而且参加了,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1937年8月19日,《第一次全国对外战争》)

不仅如此。在《勖中国男儿》的社评里,他以进行曲的节奏,憧憬着胜利后的景象:“进!进!进!打!打!打!……直到打倒日本军阀之后,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儿女,再释枪解刃,大家抱头痛哭一场。这一哭,要哭尽我们的悲悔,哭尽我们的辛酸!”

即使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王芸生亢奋略减、骄傲依旧。12月14日,上海版西迁前夕,《大公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评。在《暂别上海读者》一文里,王芸生写道:“(我们)有一个牢固的信条,便是: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另一篇社评的标题,便是《不投降》:“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这是《大公报》在沦陷区的最后一篇社评。

 

十一、

 

流亡开始了,《大公报》的又一个时代也开始了。如果说,《大公报》的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期的话,那么,它已经走过“四不”方针的时代(1926---1931)、徘徊于“四不”方针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时代(1931---1937),并由此走向抗战时代。

此后八年,《大公报》流亡于汉口、香港、重庆与桂林等城市。轰炸、逮捕、逃亡、死难;迁移、寻址、安顿、发刊……无休无止、循环往复。尽管如此,在漫长的时光里,《大公报》的停刊事例,也仅仅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期间的两天。

也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一文。这篇著名的社评,以亲历者的身份追溯着《大公报》的十余年命运。或许,它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先锋《国家历史》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guojial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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