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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日志

 
 
关于我

《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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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 一个人的奥运会  

2008-02-26 13:31:47|  分类: 亲历·口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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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刘鸿图 记录整理/江菲
  
  1932年7月1日,张学良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捐赠8000大洋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为运动员,体育教师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刘长春因此成为中国参加奥运的第一人。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刘长春?奥运归来之后,刘长春的生活又是如何?
  
  
  1958年我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所以我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年轻时的历史。我们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猜出一二。1972年海城地震时,房子动得很厉害,可父亲却说:“这个地震不大,当年我在东京,地震时从床上滚下来了。”我就问:“你到过东京吗?”他说:“去过。”后来才知道,那是1930年,他代表中国去参加第9届远东运动会。还有一次看电视演西游记,他说:“这个猴子很厉害,印度人就崇拜猴子,每家都供一只猴子。”我又问:“难道你去过印度?”他说去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参加第11届奥运会时,途经印度。
  我父亲没有很正经地和我们谈过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情况。在我们脑海里,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在中国体育界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可至于如何了不起,我们都不知道。他参加奥运会的真实情况,主要是我父亲去逝后,1984年中国参加第23届奥运会,通过媒体报道,我才知道父亲曾经一个人代表中国参加了1932在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
  
  光着脚丫奠定基础
  
  我父亲1909年出生在大连市小平岛河口村。我爷爷非常穷,15岁当学徒做鞋,出徒之后就到大连城里工作。我和奶奶生活在农村。我父亲春天就在山上跑,冬天就在结冰的菜地上滑冰,夏天就在海里游泳,从小就培养了对运动的热爱,体格也锻炼得非常好。
  父亲10岁时,我奶奶去世,爷爷就把父亲接到城里一个公学堂去读书。当时爷爷的家在大连火车站一带,离学校有10里地,父亲每天早上就跑步到学校,放学再跑回家。父亲在书里曾经写过:虽然爷爷家是做鞋的,但他只能在一年里的重大节日才能得到一双新鞋。为了省鞋,也为了省去因为要鞋给父亲和后妈添的麻烦,他有时候就光脚跑,光脚踢球。这样长年累月的无意识运动,练出了父亲跑步的速度。
  父亲那时候跑步上学还常常无意识地变速跑,有劲儿了就跑得快些,没劲儿了就跑得慢些。这种变速跑对短跑运动员的训练是非常有益的。因此父亲在小学四年级时(1923年)就代表学校参加大连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当时14岁的父亲百米成绩是11秒8,这个成绩比许多高中生都快。等到小学毕业后,百米成绩已达到了11秒。就这样,他在大连成了有名的跑得快,得了个外号叫“兔子腿儿”。
  1927年10月,东北大学足球队到大连比赛,有人向队长推荐刘长春。足球队长见了我父亲后就向当时的领队张学铭(编者注:张学良的弟弟)报告。张学铭于是就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到东北大学念书。
  当收到东北大学的邀请时,父亲非常高兴。那时我父亲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里经济拮据退学,之后就和我母亲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孩子。因此我母亲是希望父亲能够找份工作养家糊口,父亲怕得不到同意,就骗我妈妈,说要去外地找工作赚钱。我妈妈很高兴,还给父亲做了新衣服新鞋。就这样,我父亲在1928年春天到了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非常重视体育,体育系云集了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体育学教授,比如郝更生、宋君复等留美回国的教授。他们对我父亲很感兴趣,给予很多科学的训练,我父亲在这种氛围里成绩提高得也非常快。
  1928年暑假,东北大学田径队到哈尔滨集训,我父亲也一同前往。在集训过程中,父亲参加了一个小型的中俄田径赛。以前哈尔滨的运动队和俄国人比赛都是输,但这次东北大学和俄国人的比赛却获胜了,当地老百姓都非常高兴。我父亲跑4×400米接力最后一棒时,接棒时比俄国人落后50米,最后冲刺时落下俄国人50米,这不仅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使我父亲出了名。
  1929年春天,张学良又举办了第14届华北运动会,我父亲参加了以东北大学为主力的辽宁队,夺得了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这使我父亲名声大震,张学良也非常高兴。为了使运动员的眼界更开阔,张学良决心要搞一次国际比赛。当时听说日本和德国参加第9届奥运会的运动员路过中国,邀请他们的田径队到东北大学来进行比赛,这就是1929年10月的“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张学良在德国特制了刻有他头像的怀表,作为冠军的奖品,并出资26万大洋修建了一个当时亚洲一流的运动场。这就是现在沈阳体育学院里的“汉卿体育场”。
  在这次运动会上,我父亲获得了100米、200米第二名,第一名都被德国人夺走了。但因为战胜了日本人,张学良仍然非常高兴,当场就决定:以后每个月给刘长春生活补贴30大洋。
  
  “良心尚在,热血尚流”
  
  就在这次运动会上,张学良发现了德国运动员步起。他打算聘步起为东北大学体育系教练。为此,张学良许下丰厚的待遇:月薪800大洋,配备一辆专车、一辆马车、一个司机、两个车夫,提供一幢小楼,并把步起的未婚妻从德国接到中国来。
  步起一共训练了我父亲两年,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这两年的训练,使我父亲无论从短跑技术还是眼界都得到很大提高。父亲原来是“踏步式”跑步,步起则训练他转变为比较先进的“摆动式”跑步。另外,我父亲起跑技术并不好——百米起跑是不能发令枪一响就挺胸抬头向前跑的,必须是借着起跑那个蹬力,身体按一定的角度向前冲。为了改变我父亲原来挺胸的时机,步起就准备了一根竹竿,摆成一定的角度,压着我父亲,告诉他跑到什么程度才能完全挺胸抬头。
  在这种训练下,父亲的运动成绩提高得很快。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他连夺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以前父亲的名气只是在东北,这次运动会后他成了全国名人,为了褒奖父亲的好成绩,杭州当局特地将当地一条通向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
  连续获得如此多的好成绩,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我父亲配合步起教练,利用涉外法权,把东北大学的二三十名女学生转移到当时沈阳的教会医院,希望一旦战争爆发能给予保护。
  9月20日,张学良发出命令:“时局危急,立即停课迁校,疏散入关。”我父亲就打算在进京途中先回大连看看。没想到,9月21日到大连后,第二天一早日本宪兵就到家里来,说:“希望刘先生到我们办公室里去坐坐。”我父亲去后,日本那个小官儿也很客气,说:“刘先生,您这次回来一切都好吗?您主要回来主要干什么啊?”父亲就说:“这次回来主要是探亲,之后还要到北平去。”那个日本官儿就说:“希望刘先生好好在大连,不要到处乱走,我们可能随时都要找你。”
  父亲回家后就发现,家门口已经有很多密探。虽然不知道日本人找他到底要干什么,父亲仍果断地和母亲说,这事不好,我必须立即走。母亲回娘家借了70大洋,托人买了船票。恰好,第二天下午,有个同学来家看我父亲,我父亲就和他把衣服对换,然后嘱咐那个同学在灯光下窗户前来回走,自己借机逃了出来。
  1932年5月21日,大连《泰东日报》登出:“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就是奥运会,“新国家”,就是伪满洲国的自称。5月30日,这份报纸再次刊载消息:“‘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同时参加的,还有另外一名800米运动员于希渭。
  我父亲并没有看到这份报纸,但消息传得很快。同学们都骂我父亲:对不起张校长,对不起东北同胞,是特务、汉奸、卖国贼。我父亲也很气愤,他先在北平的《体育周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之后又对天津《大公报》发出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日本的报道不仅引起中国人的愤怒,也启发了中国很多体育界的爱国人士:为什么中国不派人去?于是很多人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这个建议。但当时的政府回复:考虑经济拮据,运动员幼稚,不参加此次奥运会,派驻举办国附近国家的大使前往观摩。这个回复无法使京津两地爱国人士满意。当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总干事王正廷、董事张伯苓就商量,我们一定要派人去,不派运动员,也要派观察员去。许多人仍觉得这样做不行,于是东北大学体育系教授郝更生亲自找王正廷、张伯苓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派运动员。派谁?就是刘长春、于希渭。”
  当时已经离奥运会开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于是王正廷决定:不再召开全国体协总会讨论,先由他本人决定,之后再补开大会;经费由郝更生去募捐。郝更生便向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听后非常振奋,他一个人就捐了8000大洋。
  
  单刀赴会
  
  1932年7月1日,张学良亲自宣布了刘长春代表中国赴美参加第10届奥运会的消息。我父亲7月2日离京,7月4日到达上海。此时消息早已传到上海,因此父亲得到热烈的欢迎,记者采访不断,宴会不断。他到运动场上训练,很多人都围在边上看,估计和现在看刘翔差不多。有一个叫福克斯的电影公司还为他拍了训练的纪录片,可惜后来公司失火片子烧毁了。
  7月8日,父亲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上海一家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我父亲穿着关公的衣服,拿着关公大刀,站在一条小破船上,形容我父亲“单刀赴会”。现在想起来,泱泱大国,四万万人,只有一个人去参加,确实很凄惨。但这也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这样一个体育盛会,没有中国,我想海外华人是非常难过的。
  父亲7月29日到达洛杉矶,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口号就是“中国人来了”。下船后,我父亲坐一辆敞篷汽车,由警察骑摩托车开道。汽车开到一个中华商会大楼里,当地华人送给我父亲一个特制的金盾,取典“桃园三结义”。我父亲也非常感动,决心要跑出好成绩。
  开幕式上,我父亲作为惟一的运动员,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帜走在前面,后面是沈嗣良,再后面就是为了壮声势临时拼凑的四人队伍,除了教练宋君复外,还有留美学生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和美籍人士、上海西青体育主任托平。
  我父亲后来和我说过:什么时候中国能派一支强大的队伍参加奥运会,那样运动员的胆子也能大些。
  到达洛杉矶后的第三天,就是100米短跑的预赛。当时父亲的日记这样记载:七时醒,八时半早膳,谈谈说说,看看报纸,十一时半又是午饭,下午一时乘车抵运动场,先在外边“预备场”上练习,即返休息室。
  因为时间太紧,在船上二十多天,到达后又有各种应酬,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恢复和适应性训练,所以比赛的结果并不理想。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放过一个纪录片,前50米我父亲一直都是第一,但是到了后来,体力就跟不上了,最后只得了小组第5名。实际上按我父亲10秒8的成绩,完全可以进入当时的世界前10名。
  在离开上海时,他曾经说过:这次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绝不辜负全国同胞的嘱托,当尽全力拼搏。比赛失利后,他的心情很苦恼,觉得自己辜负了全国同胞的嘱托。但是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他觉得自己还应该好好锻炼,争取更好的成绩。
  比赛失利后,父亲主要是观摩各种比赛,学习外国运动员的技术。虽然他预赛就被淘汰,但主办方还是邀请他参加冠军聚餐会,表示非常重视这个一人代表中国参赛的运动员。他和宋君复还受邀参加了当地举办的一场世界青年辩论大会,并由宋君复在会场上用英文演讲,向大家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得到了在场各国青年的同情和支持。我父亲后来说,他们的演讲发表后,与会的日本代表就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1932年8月下旬,我父亲坐船回国,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四年之后,我父亲又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因为和第一次相比,第二次似乎没有第一次意义那么大,所以就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用我父亲的话说,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
  当时国民党政府决定要参加第11届奥运会,因此临行前在国内组织选拔赛。我父亲说那个选拔赛就是“乌烟瘴气”,拉关系啊,走后门啊,送礼啊,请客啊,送钱啊……我父亲非常反感,他认为这是政府的腐败导致了运动员的腐败。 66名运动员的代表队,加上官员和观摩员,有一百多人,非常庞大。
  从上海出发,28天后到达德国。因为是那样一种方式选拔出来的运动员,最后一块奖牌也没拿到。我父亲因为肌肉拉伤,比赛成绩也不好。最惨的是,比赛结束后,没有钱了,运动员回不了国。足球队好些,可以搞足球比赛,靠卖门票赚钱;官员呢,比赛完都去玩儿去了,也不管运动员。我父亲后来说,他们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晚上住在哪儿。最终靠当地华侨的资助,外加卖掉了带去的大米,才狼狈地回了国。
  当时也有一幅漫画:一条船上,一群中国人抗着个大鸭蛋,讽刺那次比赛一块奖牌也没拿回来。
  
  “体育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回国后,我父亲仍然作为一名业余运动员坚持训练,逢比赛便代表大连或辽宁参赛,直到1938年,因为肌肉拉伤,才彻底地退出运动场。此后,我父亲过着很艰难的生活,直到1949年,才重新回到体育领域,开始在大连理工大学(编者注:当时应为大连大学工学院,1950年独立为大连工学院)任田径队总教练,有时还担任裁判工作。
  但遗憾的是,父亲当年参加奥运会的参赛证、代表证以及照片等,一部分是1938年父亲在湖南时,被一场大火烧掉了,还有一部分是文革时期我们自己烧掉了。文革时期,说自己出国参加过奥运会不像现在这么光荣,尤其还牵涉到和张学良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什么也没保留下来。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75年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过去两届全运会我父亲都是受邀嘉宾,但按1975年情况看,我父亲认为这次不会邀请他了。于是,他就跟校方请示,希望能准假,让他自费到北京去参加这次全运会。
  我父亲刚到火车站,大喇叭就喊:刘长春,刘长春,国家体委有人找。我父亲去到广播室,果然是国家体委的人送来一份邀请函:特邀刘长春到北京参加第3届全国运动会,请到国务院第X招待所报到。这次受邀参会我父亲还接到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名的请柬,请他参加国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国宴,但在那样一个时代,依然还能受到这样的待遇,这让他非常激动,也始终不能忘记。几个月后,周总理去世时,我父亲哭得非常伤心。
  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正式恢复了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我父亲的名誉也恢复了,还陆续担任过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虽然不再当运动员了,但父亲始终保持着晨跑的习惯,每天都要锻炼,一直坚持到晚年因病住院的早晨。那时大概每天还要跑1000米,跑完之后还要做操。
  体育是我父亲一生惟一的爱好,这已经是他的生活方式。晚年时,他每天下午都要拿着小板凳到运动场上看运动员训练,有时还忍不住要指导一下。看电视也最爱看体育节目,尤其是有中国运动员的比赛,看女排得冠军时,眼泪都掉下来了。
  1982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要正式派代表团参加1984年的奥运会,我猜想他心里肯定想去看看,因为恰好又是在洛杉矶,又是第一次正式派队参加。但他从来没和我们说过,可能不太敢说,觉得有些自不量力。但是在1982年年底时,他多次跟我说过,他一定要去参加1983年在上海召开的第5届全运会。那时他身体已经有些不好了。后来有记者告诉我,父亲实际上已经被列入参加第23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观摩团的名单。
  1983年3月,一天早晨跑步回来,我发现他满头大汗,脸色发青,觉得不对,马上送到医院。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去世了。住院期间他始终很乐观,认为自己的病能好,心中仍然希望去参加那一年的全运会,所以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 H

 

先锋《国家历史》2007年10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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