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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日志

 
 
关于我

《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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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二)“少年中国”之少年  

2008-03-20 20:29:31|  分类: 封面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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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丁三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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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冬,自习的学生,成都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

学生在读书、写作或探讨问题,他们桌上都放着一盏油灯。


  
  1941年冬天,在成都东郊沙河堡镇,一场小小的葬礼进行着。正值战乱,墓地边只站立着寥寥几个身影,在他们的注视下,作家李劼人将一个骨灰盒放进墓穴,随即覆盖上泥土。他们的头顶飞舞着几张纸钱,爆竹只有稀疏的一两声。他们鞠躬、默哀,然而也没有哭声和眼泪。
  因为,被埋葬进田土的这个人,已经死去五年了。他死在遥远的德国,生前孑然一身,身后一无长物。整整两年以后,他的骨灰才被辗转送回中国;又三年,李劼人终于将他安葬在了自己菱角堰的老屋附近——他从此长伴着他。面对他的墓碑,他潜心修改着自己的三部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所谓至重的死亡,乃至大好的人生,归根到底也不过如此罢?然而,残留在人心深处的些许面容,连同墓石与青草,到底会让人透过这纷纭浩荡、似真非真的人间,去寻求一些活过的实在。何况,死掉的这个人,曾经有过恍若天籁的青春与人生。
  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作王光祈。
  
  成长
  
  1907年夏天,当15岁的王光祈跟随母亲迁居成都时,他断然无法想象,这个古老城市千年不变的面貌,已变得如此驳杂、破碎、模糊不清。
  成都之行极富戏剧色彩。几个月前,晚清重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几乎下马伊始,他就派人寻访受业恩师、咸丰举人王再咸的后人。得知王再咸之子王展松早已去世、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后,这个风流儒雅、颇具古风的封疆大吏当即赠银一千两;随即,他又把王光祈送进了开办不久的成都第一小学堂。
  成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这个生活着七万家庭、三十余万人口的城,已不再是昨日的那个城。
  原本的城,聚集着官员、胥吏、商贩和手工艺人,他们或是乡村的食税者,或是千万农夫的变种。一句话,他们和他们居住的城,不过是广漠乡土的附属物。而随着“新政”的兴办、学堂的兴起,城市渐渐地独立出来,并渐渐地光怪陆离了。
  制革厂、火柴厂、瓷器厂、“劝业场”,以及巡警、“公娼区”、工艺品博览会和新川剧,烘托出了一个旧的将死、新的方生的城。……或许,与这一切相比,一个叫周孝怀的地方官吏,他的行政履历更能够折射出成都的嬗蜕,乃至无数城市的变迁?
  周孝怀是浙江诸暨人,在成都,他绰号“周秃子”。自从1902年率领20名学生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这个年仅27岁的年轻人,开始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来自东洋的新经验,改造着这个老朽不堪的城、老朽不堪的省份。继开设四川第一所学堂、第一个巡警教练所后,他又接连创办了乞丐工厂、幼童工读厂、社会福利院、消防局、彩票局、自来水公司、川江轮船公司……尽管川人刻薄地以五个谐音字“娼场厂唱察”,来形容他的新政作为,但,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近代化成都渐渐出现了。
  对王光祈来说,这个初分娩新诞生的城,如此喧嚣沸腾,又如此热烈清新。次年,他考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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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王光祈。


  入学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来自泰西的词汇,充斥着这所新学堂。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乡村的记忆、并磨去过往的生活痕迹了。至今没有发现王光祈关于学堂时代的回顾文字,但,与他同时代的蒋梦麟留下的诸多记载,或许能够折射出他的心路。几十年后,蒋梦麟这么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活:“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更重要的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结识了众多一生交好、相濡以沫的朋友。
  1908年夏天,也就是王光祈入学这一年,16岁的曾琦、17岁的李劼人以及年仅13岁的魏时珍,分别从隆昌县、成都府和蓬安县考入该校,成为他的同班同学。其中,曾琦性情温和,在旧学、辞赋之外,他英文、体操样样不及格,被戏称为“老夫子”;魏时珍聪颖过人,年纪虽小,却“诸子百家无所不读”;而李劼人极具豪侠气息,他的一桩旧事更被视为壮举:15岁那年,他父亲在江西病逝后,年幼的李劼人不顾三峡之险、蜀道之难,跋涉几个月将灵柩送回成都安葬,在邻里传为佳话。
  来自新都县的周太玄,入校时年仅14岁,被称为“风度翩翩”;来自成都的李璜也不过15岁,“眼界颇宽”、“见识深入宏大”。至于来自乐山的郭沫若,他前来投考的情形则被传为一时笑柄:被嘉定府中学开除后,他携带介绍信,先是坐轿子,而后又改乘“鸡公车”,辗转几百里来到成都。见到学堂监督(校长)都静阶后,他赶忙递上介绍信,谁知绰号“都喇嘛”的那位监督理也不理,当场拿出纸笔让他作文,并表示“不要浪费我上好的笔墨”。
  郭沫若后来说,“文字做得都还通顺”。但被该校录取后,他似乎不甚得意,以至于后来牢骚连天。而在他们之外,还有赵世炯、郑尚廉、胡助、蒙文通、何鲁之……
  渐渐地,十几位四川少年成为好朋友了。对王光祈来说,这是一段“携来百侣曾游”的美好时光。在这所学堂,这个昔日牛背上的牧童、从前的私塾蒙生,有时独自一人携带竹笛和洞箫,到野外一吹半天。他吹奏《阳春》,吹奏《白雪》,吹奏着《阳光三叠》和《高山流水》。在清新开阔的韵律中,他一次又一次感受着自身与天地向彼此的无限开放。有时,他又与十几位友人或登望江楼,或赴浣花溪,他们明志、咏怀、契阔、高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这一天,一行人来到东郊沙河堡菱角堰。见这里沙白水清,王光祈多少有些戏言地与同学相约,“死后合葬此处”。这是一个过眼云烟般的说法,因为,他们到底还年轻,他们还有着许许多多彼此的约定,比如不管人世如何变迁,他们都要常相聚首;又比如,“毕业后不问有无条件,都一定要出省,到那时认为是先进的上海、北京去读书”(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然而,三十一年以后,当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化作了一抔骨灰,李劼人还是帮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是在这所学堂,王光祈目睹、参与了两场接踵而来的历史大戏:“保路运动”和辛亥光复。
  
  动荡
  
  1911年3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王人文护理四川。两个月后,清政府议决将川湘粤三省地方铁路收归国有,此前商办或官督商办的方案“一律取消”;随即,5月20日,在盛宣怀主持下,邮传部以三省“路权”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贷款六百万英镑,决定自行修路。此举激怒了三省绅商。
  收回路权的决议,不无道理。推行新政以来,国家急需铁路,为此才下诏鼓励商办或官督商办;然而,民间兴办铁路六年,不仅劳而无功,并且弊端百出。以粤汉路为例,六年仅修建五百余里外,股东纠纷层出不穷;以川汉路为例,不仅寸路未修,其账目之混乱、贪污之严重,更几近触目惊心……
  正因此,收回路权似乎成为唯一的良方。但它冒犯了渐渐崛起的绅商阶层。
  远在洪杨叛乱后期,绅商开厘金、办团练、兴公益,事实上已攫取了地方实权。以湘淮重臣为例,从左宗棠、刘坤一到江忠源、彭玉麟,无一不是中下层绅士出身;至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更是由商而官、以商入仕。如果说,这些绅商中的大人物的地位,已经折射了晚清“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那么,兴办“新政”、特别是设立咨议局后,绅商更已登堂入室,俨然地方领袖。与他们相比,象征着政权、紫禁城的官员,只剩下空空如也的一个衙门、一枚印信。
  更何况,川汉铁路的一千二百万两股本,是以强制方式、“值百抽三”地从地租中征收的;它涉及到三千余万四川男女。它的股东代表就是百余州县的大小绅商。正因此,6月17日,当四川保路同志会宣告成立时,仅仅十几天时间,它就在64个县份建立了分会,拥有成员几万名……
  官绅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一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赵尔巽之弟、王光祈祖父的另一门生赵尔丰。
  早在三月份,赵尔丰就接到调令,接替其兄川督职位,但川滇边务繁重,他迟迟无法到任。而当他匆匆赶到成都任所时,保路运动已如同星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为此,9月2日,他急急致电北京,呼吁“准归商办”;他并警告说,倘若动用兵力剿办,“至全国受其牵动,尤非尔丰所敢任咎”……
  与赵尔巽的书卷气相比,赵尔丰是这么一个人:他干练、极有主见,同时狠辣、强调秩序。几年前出任永宁道台时,他先后处决叛乱会党数千人;而在川滇边界期间,他也屡屡大开杀戒,是朝廷极器重的干员,及川人眼中的“赵屠户”。这么一个人,居然视几千绅商的请愿、罢市为洪水猛兽,可见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
  但,也是这一天,朝廷敦促湖北的两标新式陆军火速入川,“严加查办”;它并以森冷口吻,严令赵尔丰“速予弹压”。
  这两封电报,断送了大清三百年的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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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之日,聚集在明远楼前参加集会的民众。


  城难
  
  史料记载:保路运动期间,王光祈、李劼人等集体加入了保路同志会。他们罢课、集会、抗议、散发传单,一时颇显声势。
  史料记载:鄂兵入川的消息传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曾齐聚一堂。他们众口一声地认为,这是“官逼民反”、官逼绅反。
  但后来的事态演进,却让王光祈百感交集,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辛亥光复后,11月25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诞生了;浦殿俊、罗伦分任正副都督。在四川全省,这两个大绅士拥有极高的声望,“犹如拿破仑之于法国、列宁之于革命的苏俄”。但,面对满城的骄兵悍卒,他们唯唯诺诺、束手无策。
  11月27日,他们签署了一纸手令。这道命令兼具笑料、荒诞戏和悲剧的三重色彩,事实上也是这场革命的缩影:新旧军队一概准许自由行动十天,“不受军律之拘束”;但十天以后,所有秩序均应恢复。
  郭沫若后来回忆说:“成都的市面在那几天,真可以说是百鬼昼行的世界。……平常在街上点缀风光的女学生和新式的女性可以不用说,就连出门买菜的老板娘丫头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路了。”(《反正前后》)
  好戏还在后头呢!12月8日,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浦殿俊、罗伦终于在成都东校场检阅营防军了。这一天,他们以苦口婆心的姿态,反复表示“自由假期已满”、此后军人们应恪守本分、保境安民,云云。一番哀求后,丘八们也很干脆,他们要求补发三个月的军饷,只要有钱,他们就认两个都督。
  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当浦殿俊面露难色、嗫嗫嚅嚅时,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两个都督就是一枪。
  又何止是这一枪?当浦殿俊屁滚尿流地逃出东校场后,兵变开始了。在不远处的分设中学堂,王光祈、郭沫若听见,士兵们开枪的时间,大约是午后两点钟,“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的时候一城都是枪声”。
  枪声之外,还有大火。很快地,成都沦为一座空城了:无数市民扶老携幼、出城逃难;路过分设中学堂时,许多难民不断打门;而在监督、“先生”的阻止下,学堂大门始终没有开启;几百名学生站在院子里,他们看了一夜的火光,听了一夜的枪声,有的心急如焚,有的嚎啕大哭……
  这一天,在全城浩劫中,王光祈听到了母亲哀哀的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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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政府副都督罗纶(右)和尹昌衡(左)。


  变故
  
  长久以来,母亲罗氏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坚强。她出身富户、熟读诗书,但丈夫去世后,她又是纺麻织布、又是砍柴挑水,艰难地将儿子拉扯大;她白天务农,晚上点起一盏油灯,教儿子读书、认字。她熬过了最寂寞、最清贫的十几年,直到赵尔巽出任川督、赠银一千两以后。
  一千两银子,被分存进了两家当铺,每年付息四十两。这是细水长流的日子过法:依靠这笔钱,她供养儿子读上了学费高昂的新学堂;依靠这笔钱,她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这笔钱是她的底气,也是她的希望。然而,就是这噩梦般的一夜,两家当铺先后遭遇乱兵的洗劫。她,血本无归了。
  一夜之间,她似乎老了许多。而在她的身后,还有几间东歪西倒的老屋,还有一对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
  母亲的心灵支柱就这样塌陷了。而对王光祈来说,这不过是苦难的开端。因为接下去的几年,这个家庭的不幸,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一年冬天,也就是成都兵变十几天以后,王光祈的长子夭折了。
  早在十五六岁时,罗氏就为王光祈订下了一门亲事。那时,他是洋学堂的学生,赵尔巽又为他捐了一个“同知”的功名,在四乡八里,他都被视为未来的官老爷,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经过比较、挑选,不久后,一个知根知底、名叫罗次珊的女孩子,进入罗氏的视野了。1910年初春,他们结婚了。
  妻子性情温婉,又有一双巧手。她崇拜他,因为王光祈字“润玙”(另一表字若愚),结婚后她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次玙”。之所以没有改掉那个“次”字,是因为她原名罗次珊,还是取义于追随、跟从王光祈呢?没有人说得清。那是其情融融、家庭充满天伦之乐的一段时光。它让王光祈终生难忘。
  然后,当年年底,儿子出生了。次年深秋,在“保路运动”渐渐飙升之际,王次玙又为他添了一个女儿。一对儿女的啼哭声,曾带给他多少欣喜、多少感动,又给他母亲带来多少快慰、多少知足呢?但好景是这样的短暂,他们仿佛刚刚品咂了一点日子的甘美,境况就急转直下了。
  儿子死掉后,王光祈中学毕业了;十几个亲如兄弟的同学,从此各奔东西。几乎还来不及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王光祈又迎来了一场丧事:母亲罗氏去世了。
  此时,罗氏还不过四十岁出头,身体也一向硬朗。但在多年寡居、艰困生活之外,短短一年多时间,她经历了本银的失掉、爱孙的死去,以及希望的丧失。所有这一切,无不压迫、煎熬着这个一生含辛茹苦的女人。如同一盏油灯那样,她一直依靠希望生活;希望就是她的灯油。而希望破灭后,油尽了,灯也就熄了。
  不知道临终之前,罗氏会对王光祈说些什么?是咀咒这可恶的乱世呢,还是叮嘱他多多保重?想必,在她苍老的心中,她还相信失去“同知”功名、正艰难觅职的儿子,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这样描述罗氏之死:“……于贫病交加中去世。”
  罗氏之后,再一个死掉的,是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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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驼队。  

出川
  
  女儿生病时,王光祈正在重庆。
  从这一代人开始,“毕业即失业”仿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命运。学堂是人为的产物;1901年,当紫禁城的士大夫们倡言“变通科举”、兴办学堂时,他们断然无法想象,不过三五年以后,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学生就大大过剩了。如果说,还要几年时间,李大钊才发出“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的悲凉叹息,那么,在落后的大西南,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在求职无门、衣食无着的处境中,王光祈只好抛妻别女、前往重庆,投奔曾琦。作为官宦子弟,这一年,曾琦在重庆创办了一家小小的报馆,《民国新报》。王光祈进入这家报馆当记者了。
  报馆生活也那样苍凉、那样落寞。后来,李劼人曾这样回顾王光祈当时的境况:“那时,(他)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编稿子,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
  这种苍凉和落寞,其实未必都因为家庭的境遇。那是一个街市中弥漫着绝望气息的年代,在狂欢一般的革命后,荒诞的时局、悲凉的人间,让一代青年日渐麻木、濒临绝望。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人物,或许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而即使鲁迅自己,也由此开始了蜗居寂园、抄拓魏碑的十年……
  就在这样悲凉的时世和日子中,一封急信让王光祈赶回了成都。
  这一年,女儿还不过两岁多;在长子、母亲接连死去后,女儿是他的至爱。然而这一天,女儿开始呕吐、发烧;在邻里的纷纷猜测中,他担心女儿“出花了”。直到此时,他和妻子还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的病床……
  随即,红色斑疹出现了,几天后又变成了丘疹、孢疹。确信是染上天花后,他甚至开始烧香拜佛,祈求那无知无觉的土像木偶。他盼望女儿能够熬过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天花就不会再来,女儿也就可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了。
  但女儿没有熬过去。她还是死掉了。看着渐渐冷却的小身体,不知道王光祈想到的会是什么?女儿死得干干净净,连一丝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按照千百年来的经验、做法,天花病人的衣物、用品乃至身体,都是必须彻底焚烧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到与她有关的一切了。
  再也看不到的,又何止是女儿?1914年春天,就是女儿去世后不久,他悄然地走出家门、买舟东去。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任凭那个原名罗次珊、改名王次玙的女人,在那几间老屋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守望着。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从此也再没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而王次玙也如此。
  随着他的离别四川、渐行渐远,他由此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贫困、最凄寒的几年。站在时光的后头,我们可以发现:这艰难、迷茫的几年,连同他此前的所有伤逝、落寞、决绝,与其说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促使他抛家别妻、从此不再回来,毋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激情、最为光华灿烂岁月的伏笔。历史残酷地以一个女人的悲剧,去换取一个民族不久后的刹那光芒。
  《王光祈家庭成员略记》简单地记载:“王次玙……卒年不详。当于1946年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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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春,成都第四届劝业会及授奖仪式。1907年,四川通省劝业道周善培集资在总府街修建“劝工场”。1908年,劝工场开业,改名“劝业场”。同年,周善培将青羊宫的花会——商业劝工会改名为“劝业会”,1908年为首届劝业会。


  进京
  
  四川、王次玙以及自己的青年初期,就这样渐渐地远去了。1914年初夏,王光祈抵达了他路途中的又一个城:北京。
  与成都相比,北京古朴、宁静而寥廓。后来,老舍这样描述那个浩茫的城,“第一个城楼,第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和西山”;郑振铎则谓叹说:“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吗?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或许,这种广阔和从容,也渐渐抹去了王光祈的辛酸、伤逝?1915年秋天,到北京一年多以后,他考入了中国大学法律本科;而次年春天,他又渐渐地与分设中学堂的那些同学恢复联系了。
  “学堂是一条远走的长路”。如果说,辛亥以后,分设中学堂诸生大多走过迷茫、困顿的几年,那么,经历觅职、办报、教书、蜗居等长短不一的徘徊,他们终于陆续地走出家门,到省外乃至海外求学。其中,赵世炯来到北京,李璜、魏时珍、周太玄去了上海,而郭沫若、曾琦、郑尚廉则前往日本……
  十几位同学中,他和曾琦私交最好,而与周太玄往来最密。1916年,正是王光祈抵达北京的第三个年头,周太玄从中国公学毕业了。他也来到北京,前往《京华日报》任职;他并介绍王光祈到该报兼职,“(两人)共同工作常到深夜……谈得最多”。几十年后,周太玄回忆说,那些深夜,他们时常探讨个体、社群与国家的出路,“首先是发扬志气……不要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是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出路;第三,以为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一定还要有一种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因此)很迫切地需要扩大圈子、寻求同气”(周太玄,《关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
  或许,也出于寻找同道、“嘤咛求友”之意,王光祈才与远在日本的曾琦不断地通信?此后一年多,在许多通信中,他们一方面“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另一方面,也相互介绍着各自的新朋友。
  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产生了。曾琦的东京同学陈淯、张梦九、雷宝菁,纷纷出现在交往名单里。周太玄后来回顾说,“(他们三个)也都是四川人,也都在一处读过书”;王光祈则谈到,通信期间,“(我们)大半先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路进退,互相商榷,已略具团体之规模”……
  不止这六个四川青年。1917年夏天,当陈淯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他又为王光祈引荐了一个新朋友。或许,正是这个河北籍贯、时年28岁的年轻人,给了他最大的激情、最多的共鸣,并最终促使他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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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2月,李大钊在日本东京留学时的留影。


  创立
  
  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李大钊,几十年来面貌渐渐斑驳、模糊。1933年,当李大钊遗著《守常全集》出版时,鲁迅勾勒了这么一个李大钊形象:“(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如果说,诚实、和蔼、与人为善,是李大钊留给世人的主要印象的话,那么,他那生机盎然、几近“与天合”的文字,他那挥舞泼洒、几乎冲口而出的澎湃激情,则让后人有机会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体验那颗最纯净、最寥廓的赤子之心。
  他自幼父母双亡,依靠祖父祖母的拉扯长大;他时常受到姑母及招赘上门的姑父的虐待;在15岁时,他又失去了两个老人,从此和亦母亦姐、几乎一字不识的妻子相依为命;而仅仅38岁,他就惨死在绞刑架上……他境况之惨,超出了常人的想象;然而,他始终是那样地平和、温良,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他又那样地热爱自然。日落、月出、花开、花落,天空与大地、黎明与黄昏……在天地化育、万物滋长的周始循环中,他仿佛获得了宇宙的启迪。从27岁开始,他就以一种夐绝的宇宙意识,一种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浩茫感悟,书写着他所向往的“青春中华”,并以此书写他的青春心灵、青春人生。
  比如,“今者,白发之中华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扣发一声,一声觉一梦……”
  比如,“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
  又比如,“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也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地球的责任……”
  如此浩茫、广阔而又动感十足,它让人想起盛唐的诗篇。如果说,王光祈的种种思考,后来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之“体”之“脑”,那么,李大钊的清新歌唱,也无处不在地表现在后来少中的生活里。它构成了少年中国之“心”。
  那么,在和李大钊的一年交往中,王光祈是否感觉到惺惺相惜呢?
  他也是父亲的遗腹子。1892年夏天,几乎是他出生前夕,一群亲友从几百里外的隆昌县城抬回了他父亲的棺木。他依靠母亲的纺麻织布、缝补浆洗长大;在四川温江乡下,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放牛的说法。
  和李大钊一样,他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一个中学同窗后来谈到,前往北京时,“(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盘,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而另一位少中“会友”也回顾说,在北京的几年,他常年只吃两顿饭,“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
  如此辛酸、凄寒的图景,或许也曾磨损过他的情怀与风骨?周太玄后来认为,“他的整个人生观都寄托在这个学会”;“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尽管是溢美之语,但“无生趣”的说法,依旧折射了他悲凉的生命底色。十几年后,当他在德国凄凉结束自己的一生时,他的一生境遇,令无数友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自从结识李大钊、并相约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后,孤独、失意、贫困、饥饿……所有这一切,他曾经有过的黯淡与灰凉,一下子都退居到生命的次要地位了。此后几年,他的生命焕发着雄健、光华和灿烂,一如他所缔造的那个少年中国运动。
  如果说,李大钊身上有着天地元气,如同远古诗者的话,那么,王光祈的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则让人想起范仲淹。历史以最神秘的深意,选择这两个最苦命的孩子,来充当20世纪中国最美好时刻的主角。
  1918年初春,“少年中国运动”卷起了。 H

少年中国(二)“少年中国”之少年 - 《国家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物,北京首都博物馆。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3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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