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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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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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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鼎山:纽约一扇窗  

2010-11-17 10:43:23|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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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李怀宇

董鼎山:纽约一扇窗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董鼎山说:“英美文学好像给我开一个窗一样”,让他懂得了文学的美。多年后,这位“纽约客”又在《读书》杂志发表多篇介绍美国的文章,为刚从桎梏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文化界推开一扇看世界的窗。

■ “职业读者”

中国读者对董鼎山先生的印象,多与《读书》杂志有关。《读书》的前掌门沈昌文先生在《若干乡谈》中说:“鼎山兄这位‘纽约客’,并不像我们过去想像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文人,必是满身铜臭。他喜欢纯正的文学。他也讨论大众文化,谈到某种娱乐思潮,但谈了归齐,钟情所在,还是文人文事。”(详见《书商的旧梦》,沈昌文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38—42页)

赴美之前,我采访过李君维、何为、吴承惠三位先生,他们是董鼎山和董乐山(1924—1998)兄弟在上海的老朋友。当年意气风发,不想造化弄人,历史的洪流冲击了那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董鼎山1979年在《读书》开始第二个写作生涯,何尝不是一种旧梦重寻?

2007年11月21日,我来到董鼎山先生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家。董先生说:“我在纽约住了五十多年,最熟悉的是曼哈顿。我最喜欢纽约,最好的杂志、戏剧、歌剧、电影、音乐会都在纽约,我对文化方面有兴趣,纽约是最方便的。我到过巴黎、伦敦,这些地方都好,可是我最愿意在纽约住下去。”

1989年退休后,董先生每天以书为伴。他自称是“职业读者”:“书太多了,我就怕看不完。每天报纸杂志来不及看完,《纽约时报》已经看了五十年,《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客》都要看。中国给我寄的几份杂志,我觉得时间不够,总看不完。以前我是《读书》的老作者,沈昌文和我联系很多,给我寄过《阁楼人语》。后来陆灏的《万象》编得最好,文章看了有兴趣。我的文笔轻松,容易看,容易懂。写文章老气横秋是最讨厌的。”他每天早上打开电脑看看电邮,其它时间都花在看报纸、杂志、书,晚上则看电视,偶尔写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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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先生的太太是瑞典人,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只是微笑着张罗茶点。“她来美国念书,当时有一个国际学生俱乐部,我们常去,男男女女认识了。1961年,我们那时候是单身男女,她跟我说要到非洲去工作,我想不能让她去,就向她求婚。1967年生小孩。我后来带她到中国,亲戚们没有人不夸她是真正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她为人忠厚,我到瑞典去看过她的亲戚,都很实在。”董先生笑道,“我的生活习惯已经大半是美国式了,唯一的习惯是中国饭非吃不可。她是瑞典人,我到唐人街去买一点菜回来,她学了几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酸辣汤,一个炒鸡蛋。我年纪越大,越想吃中国菜,这里的中国饭馆是适合美国人口味的,这最讨厌。我在美国最记得住小时候的事情,现在做梦也想回去。”点击订购《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理想主义

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十四岁时在宁波《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他回忆少时对文学很感兴趣:“从神怪小说、武侠小说开始,看得津津有味。到初中的图书馆发现了巴金的小说,之后就是鲁迅、茅盾等大作家,看了之后脑子里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就想写出来。我十四岁开始在宁波的报纸投稿,头一次稿费是两块大洋。我小时候喜欢看书,年纪大了喜欢写。我有时候看到上海的副刊,觉得办得好,还没有到上海时已经给柯灵寄稿子。”

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曾经影响了许多中国人。董鼎山说:“我还在宁波时,去书店买书,从底下拿出来《西行漫记》,国民党不让公开买。——后来我的弟弟董乐山又翻译了一次,叫《红星照耀中国》。——因为怕国民党干涉的关系,所以取了《西行漫记》这个名字,那时候影响大极了,大学生、中学生都看。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思想都是很纯洁的,像李慎之、董乐山都是一心想为国家好,民族好。现在的人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主要是为势和利。”

抗战爆发后,董鼎山到上海读书,1941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董鼎山说:“中学时看翻译小说,觉得不够劲。到了圣约翰大学以后,读英文原著,虽然英文还不大好,看狄更斯、莎士比亚。后来对俄国的文学感兴趣,像《静静的顿河》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思想左倾,理想主义,我们年轻人就是因为国民党腐败的关系才向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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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约翰大学大部分课程都用英文教学。董鼎山说:“英美文学好像给我开一个窗一样。中国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表现国民党腐败为主的,现在我看文学应该以美为主。我看英美小说之后,觉得中国小说好像是呼口号,举手一样。”

董乐山比董鼎山晚了两年也入读圣约翰大学。

1945年,董鼎山毕业后考入《申报》当记者。“抗战胜利了,伪政府倒掉了,国民党回来了。那时候上海热闹得不得了,许多报纸都开起来了,我考进《申报》,后来在一张政治性的小报《辛报》,还有一张国民党办的《东南日报》,两年之内在这三张报纸做过事。那两年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每一天做很多事,精力很好,写东西很快。”董鼎山回忆,“我最喜欢报纸了。当时在中国写东西不能吃饭,出名的作家非常少,所以要找一个职业,就找新闻。我是对文学发生兴趣,后来想到职业问题,就到报馆做事,兴趣就转移到新闻学方面。”

那时,董鼎山和一群同学朋友每天在一起,看戏,看电影,上咖啡馆,回家写文章,精力充沛,出产很多。李君维1946年开始写小说,取了一个怪僻的笔名“东方蝃蝀”。董鼎山则以“令狐彗”的笔名发表小说,他的小说《幻想的地土》后来以《最后的罗曼史》为书名出版。

张爱玲的小说影响了董鼎山的朋友们。董鼎山说:“我们认识张爱玲。她是香港、上海来往走,中文写得好,英文也写得非常捧,我们都对她很佩服。我们在柯灵底下写文章,自己说是‘柯灵的小喽罗’。柯灵办《万象》,张爱玲在上面发表几篇小说,柯灵把她抬出来,他后来对我们这些‘小喽罗’说:‘你们写文章,应该向她学习。’她就比我们大一两岁,常常关在家里,不大见人。我那时候觉得张爱玲这么年轻,写得这么好,非常佩服。她不仅有西洋文学的功底,对《红楼梦》也看得很熟,所以她的小说有西方文学的风格,又有《红楼梦》的风格,这种方法非常奇特。”点击订购《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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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兄弟各东西

1947年,董鼎山赴美留学,攻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董鼎山说:“我一直想到美国去,像现在年轻人一样,哪一个不想到美国去?我们那时候读书非到外国留学不可,最吃香的地方当然是美国了。我只想在美国待两年,因为在国内的报纸上有点小名气,新闻界很熟,回去前途光明。”

董家的设想是,哥哥董鼎山先出去留学,弟弟董乐山再出去。两年以后,时局巨变,董乐山留美的梦想破灭了。“1949年一来,什么梦都完了。1949年以后,我跟我弟弟好多年没有通信了,那时候我们急得要命。我太太是瑞典人,通过瑞典的朋友带药回去,美国跟中国没有交往了,但瑞典还有。”董鼎山说,“我没有吃过苦,他吃了很多苦。”

董鼎山觉得自己的设想也被打破了:“本来是准备1947年到1949年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去的。两年以后,中国解放了,什么都断了,美国把我们当难民看待,每个月给我们钱。到1952年,周恩来通告中国留学生回去为人民服务。中国大学生要回去的话,可以免费坐印度的飞机到中国去,为人民服务。”

我问:“1949年10月,您在美国听到中国的消息,有什么感觉?”董鼎山说:“我们反对国民党,现在听到中国站起来了,高兴极了!慢慢地,我们从加拿大的报纸看到关于中国的报道。像乐山是吃了二十年苦,从1957年到1977年。我国内的朋友,像冯亦代都在吃苦,最可悲的是,我两个戏剧界的朋友,一个是石挥,一个是沈浩,都自杀了。石挥跳海,当时他是中国第一名的演员。”

董鼎山时时关注中国的新闻:“一般都是加拿大的记者报道转载过来,偶然有一两个美国人到中国去,都是倾向好的一方面。一般在这里的中国人很苦闷: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不要说回去的人,就是国内的青年一代,都浪费时间了。年轻的时候充满理想,‘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多好啊!”

多年与家人失去联系,董鼎山说:“不知道家里的消息,后来慢慢晓得,我的爸爸去世了,我的妈妈去世了。乐山被打成右派,我当然不知道。中国人多么聪明啊,开放以后,中国很快发展,人才多极了。这三十多年被压下来,牺牲多少人哪!”点击订购《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 从新闻到图书馆

我请教董鼎山为何到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学专业?“我是做新闻的,想到美国学成以后,回到中国继续当编辑,这是年轻时的梦想。”董鼎山说,“我在国内学的都是死梆梆的英文,在这里学的都是活的英文。在美国学新闻,最重要的一点,头一句就将新闻最主要的、让人难忘的,第一段第一句就点出来。人们没有多少时间看报,头一段看了以后,至少有点眉目了。比方说政府开会,美国是把最主要的内容放在前面,让读者看明白。中国写新闻是这样的:昨天开会了,到会的有谁谁谁,一个个排起来,前面三十段里,都是名字,然后是一点一点讲到别的地方。这是最让人讨厌的。”

1995年8月12日,董鼎山发表《纽约的外文报纸》一文,其中一段话也许是他对选择专业的反思:

如果青年人要在传媒圈找寻工作,向我讨教,我的意见至今不变。我的忠告是,不要选修新闻系或广播系,因那所教的只是技术方面,可在工作时就地学得;应该选读一门着实的专科: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文学都可。把脑袋先充实一下,才能当新闻记者,不然出外采访新闻,没有背景常识,怎可写出(或播出)一篇有头有尾、分析细致的报道?记者天生的好奇心应促成不断阅读学习的习惯。(收在《美国梦的另一面》,董鼎山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1版,216—217页)

我请教当年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习惯?董鼎山说:“开头不习惯,非常想家。那时候中国人到美国很少,在纽约还好,到小城里连中国人都没有,就想家:我为什么出来呢?在国内可以写文章发表,到这里是当学生。半年以后就完全同化了,尽量地想和美国生活融合起来。我在小城市里,用不着几个中国人每个星期一起吃饭。我完全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学得很快,学他们的生活习惯,学他们的话,学他们的行止。现在留学生有一样不好,就是中国学生挤在一起,结果有许多人跟美国有点隔离。”

读书之余,董鼎山也去打工:“洗碗,什么事情都干过,每个学生都一样,不以为耻。开始我们小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要穿白衣服去端盘碗,真难过。后来一看,每个学生无所谓的样子,那我何必这样呢?那时候我是要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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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董鼎山拿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便到了纽约,前往《纽约时报》找工作,根本没有人理:“第一,你是外国人。第二,你是中国人。你讲话还有口音,怎么会用你呢?那时候我学新闻主要是想到国内去发展的。你想,从中国到美国一个小城市读书,再到大城市来,有什么资格到外国去采访新闻呢?”后来,董鼎山在中文报纸《联合日报》找到了工作。

《联合日报》高峰期发行一两万份,董鼎山主持国际新闻,每天翻译新闻,自觉没有多大意思。“我那个时候非常不开心,在纽约华人这么少,干得这么好,有多少人会欣赏?薪水又不好。”可是,董鼎山在这里工作了十一年。

在最痛苦之时,董鼎山想:“我在美国报纸杂志打不通,别的机会又没有。这个报纸我觉得没有很大前途,老的华人慢慢死掉,唐人街没有多少人了。”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毅然辞掉工作,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硕士学位。“哥大图书馆系是美国最好的,我喜欢书,至少可以看看书。”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董鼎山到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工作,任资料部主任,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分的资料专家和资深教授。“那时候我生活相当安定。每年进了好几千本书,挑书要经过我鉴定,所以新书来的时候我可以进去看,尤其是文学方面的书。”他笑道,“很幸福啊!那时候我对美国文学、中国文学都非常有兴趣,看了很多书,美国的新书都从我手里经过。在图书馆泡得很开心。”点击订购《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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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风窗”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董鼎山马上想回中国探亲。当时美国没有中国大使馆,人家告诉他可以到加拿大去申请中国的签证,于是,他每年都写一封信到加拿大使馆申请,从来没有回音。到了1978年,华盛顿的中国代办处给董鼎山一封信:你的签证已经准了。董鼎山非常兴奋,此时他一家人已经买了去瑞典的飞机票,毅然退票。没有直达中国的飞机,董鼎山一家经香港到广州,他回忆:“广州人看见我有一个外国太太,以为我是外国人。到了上海就不一样,董乐山还有家里人来接我。当时很多人还不敢讲话,街上还是破破烂烂,上海以前是多漂亮的一个城市,我一看,就像小村庄一样,很感伤。”

董鼎山从上海到了北京,老朋友冯亦代、李君维来看望。“我觉得很奇怪,三十多年里面,他们什么都没有改变,坐一下,谈了五分钟,我就觉得跟以前一样。”董鼎山回忆,“冯亦代说,他们要办一份《读书》杂志,让我报道美国的情况,这里对美国情况不熟悉的人太多了。我说,我出来这么久,恐怕写不出来,白字很多。他说,没有关系,他和乐山可以替我改。我就开始写,一写就不可收,又回到作家的行列。刚刚开始的《读书》真开放!有一篇文章我记得是《读书无禁区》,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完全自由,所以我非常高兴为他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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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79年起,董鼎山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文化。此后,他评介欧美作家与作品的文章在华人社会的中文报刊上频繁出现。

我谈起丁聪、范用和沈昌文回忆《读书》早期的情况。董鼎山说:“现在《读书》不行,太学究化,看不懂。文章不应该这样,好像要表示他们的学术高,每一篇文章都像博士论文一样,谁愿意看呢?文章要写得很轻松,将人引进去,给人兴趣。沈昌文也跟我说过:可读性最重要。我说:你说的一点不错。当编辑要有这个水平,没有可读性,谁要读你的东西呢?你写的东西要精而明,不能深奥,好像卖弄学问一样,我最讨厌这种文章了。开始的时候,沈昌文他们在编,我回去,他们总是请我吃饭,那是最高兴的事。后来发现内容已经有变化了,我就不写了。他们现在还寄给我,我一看里面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看了。后来冯亦代慢慢不写了,许多老人都慢慢停笔了。”

我说:“您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为中国文化界推开了一扇‘西风窗’。”董鼎山说:“我主要是介绍美国文化、文学,那时候读者多的原因是,中国人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我尽量写得很轻松,讲美国的文学,好像讲故事一样,所以有人愿意看,不是深奥的,不像看报告一样。据说当时年轻人都看《读书》,很多人知道我,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我的名字了。我有一次到上海,汪道涵还特地到旅馆来看我,他非常想知道美国的情况,他的思想很开放。我们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有一个秘书敲门进来,有另外的事,就告别了。”

我问:“重新用中文写作,兴奋吗?”“当然!冯亦代约我写的时候,我说:算了吧,我也没有时间,同时也写不好,四个字的成语老是记不起来,别字很多。多写几次以后,记忆就回来了。”董鼎山说,“中国年轻人这么久没有知道外国的情况,我尽可能帮一点忙,让他们知道一点。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了,他们对外国情况一点都不熟悉。如果在这方面我有什么成就,就很高兴了。”

值得一提的是,董鼎山那位饱经沧桑的弟弟董乐山,成为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兄弟都做着性质相近的工作。董乐山曾对董鼎山说,他一生翻译工作中,最喜爱、觉得对读者最有帮助的两本书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与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而《光荣与梦想》是哥哥推荐给弟弟的。

纽约一席谈后,我不再提起旧梦重寻的问题。1999年,董鼎山在《美国梦的另一面》的代序中说:

我在美国居住五十余年,所见、所闻、所体验的感受当与后来的青年人不同。所谓“另一面”,不一定指“黑暗面”,不过我觉得做美国梦者或想做美国梦者应有机会对美国作深入一步的认识。我在此所述的不是幻想,而是现实。

■本刊来自《看历史》201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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