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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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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暮年-追寻被遗忘的志愿军战士  

2010-04-02 11:22:11|  分类: 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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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暮年-追寻被遗忘的志愿军战士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60年前,数百万中国军人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抗美援朝的战场。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

60年后,即使是那些声名赫赫的英雄,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都已经淡出了不少人的视线,何况还有另外一群老兵,已经更早地被人们所遗忘。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5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56年前,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而她的病友,87岁的胡久昌,已经卧床不起。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志愿军人来到这里,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胡二人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他们的战友,80岁的原志愿军第60军180师战士赵英魁,却长期留在了台湾。作为1.4万名被胁迫到此的志愿军战俘,他的人生下半场,更加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直到近年来,这些特殊的原志愿军战士的命运,才得以被公开关注。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勋章和鲜花,但他们同样曾经是战士,也曾经为自己的祖国慷最后的志愿军精神病人。

 

毛剑杰

■  慨赴死,流汗流血。

60年后,让我们重访他们的故事,追忆他们永不再回的青春。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

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 “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在蒋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岁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着氧气管,颈窝插着营养液管,已经卧床不起。

 

“战争应激反应”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就是一位。在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里,他一天到晚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

5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到现在只剩下蒋振娟和胡久昌两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他们的病症,被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美国精神病学家Rache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因为“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若能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治疗,将能大大减少军队的精神病减员。”

事实上,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美军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场战争及此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军精神疾病退役人员均占总数的1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7830名精神症患者被解除兵役,占解除兵役总人数的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患精神疾病退役的官兵为312354人,占减员总数的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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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

并不是每个志愿军精神病人都象马玉堂一样,保存下了较详细的病案记录。随着医护人员一代代更替,他们的生平事迹渐渐湮没无闻,甚至连籍贯、部队番号、年龄等基本信息也变得模糊。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档案里,从老医护人员口中,从他们故乡的亲友述说中,试着去完成一幅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拼图。

湖州三院院办主任马琼芳说,三院早年多次搬迁,档案也有部分散失。如今病案室里“或许还有一些”。

医院病案室里,确实还保存着一个敞开着的旧纸板箱,装着100来份牛皮纸档案袋,有的纸袋上注明着“牺牲”或是“死亡”。还有10来本鲜红封面的军人退役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档案袋。

每个档案袋里的材料多寡不一,大多只有一份军人登记表或是退役证明。仅有个别袋里存放有病历,或是审查材料、询问笔录。

随手打开一本军人退役证,发黄的相片和纸张粘在了一起。显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翻动、注目过这些曾充满英武气息的青春面容。

这些老兵中,绝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12军34师102团。12军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6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上甘岭战役之惨烈,一直被公认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前后历时43天,“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志愿军固守的两山头发射炮弹共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顶部,竟被炸弹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学者指出,枪、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没有直接造成杀伤,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也会对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他们把“战争应激反应”称为“炮弹休克”。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归俘洪朝林

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弹药手洪朝林,就是在战场上激发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40军率先入朝作战,收复平壤、越过三八线、徒涉临津江,一路杀去,势不可挡。

然而在“不到汉城的一个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军俘虏了。“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

在战俘营里,洪朝林先是被拉去“听讲耶稣”,而后又有美军心理战部队、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合志愿军叛徒,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在志愿军战俘的胸口和双臂等处强行刺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传口号,洪朝林也未曾幸免。

1953年8月,作为6000多名被遗返战俘之一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回到了国内,安顿在辽宁省第十康复医院里。在这里,洪朝林开始整天“乱跑乱闹”,在理发馆理了发不给钱,嫌弃鞋小穿不进去乱发脾气,还在牛奶碗里小便。

院方最初怀疑洪朝林是“胡说装疯”,理由是“初入院不说话,有一次打麻药痛得受不了就开口了”。

“反动刺字”及国民党旧军人履历,使得洪朝林在此后的4年间,经历了至少4次极为详尽的政治审查,留下了30多页文字材料。包括浙江与辽宁方面的往来协查公函、组织上对洪朝林的审查记录,以及洪朝林自述材料。

这些审查记录和询问笔录条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迹,洪朝林自称“在战争中吓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时是清醒的”。

洪朝林的档案袋,最后落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这至少证明,洪朝林在1957年后在这里休养过,甚至可能是终老。

浙江中部浦江县潘宅镇洪田畈,一个仅有一条机耕路出入的浙中小山村,洪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

洪朝林这个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以致于我们道明来意后,和他年纪相仿的邻居洪才水也大感惊诧。

“他们一家人已经死绝了。”洪才水说,洪朝林最后在世的亲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

和绝大多数乡亲一样,洪朝林念了三年小学勉强识字后,就辍学回家了。他家出身中农,有几亩水田。如无意外,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然后盼个儿孙满堂,顺理成章地奔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心目中理想的人生结局。

只是,大时代的巨浪中,小人物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1946年6月的一天里改变:母亲渐渐远去的哭喊声中,19岁的洪朝林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

两年零三个月后,洪朝林以国民党军93军“解放官兵”的身份,在辽西会战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0军,然后跟随四野大部队南下,从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洪才水说,1950年代,洪朝林曾经回到过老家一趟。那时,洪朝林的父亲已经去世。

“他有时神经兮兮的,有时又很正常。”洪才水说,洪朝林只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原因是“病情时好时坏,痛苦难耐”,据说“又回部队治病了”。他已记不起洪朝林那一趟回家的确切时间,也从来不知道洪朝林参加过朝鲜战争。

那以后,洪朝林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就此下落不明。洪朝林的母亲情知“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无奈认了村里一个孤儿作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如今,洪家养子也已到垂暮之年,卖掉了洪家祖宅后,住进了浦江县敬老院。

“他家收干儿子、卖房的契约都是我执笔的。”洪才水说。

两天后,马琼芳向记者发来短信:确认洪朝林已于1959年1月在我院病故。

 

“胆小怯生”的学生兵

在湖州三院里保存着档案的志愿军精神病人中,像洪朝林、马玉堂这样的“国民党被解放官兵”并非个案,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方面强抓壮丁入伍的农民。

并且,无论有没有旧军人经历,这批病人中绝大多数军龄不超过5年,除去发病到久治不愈退役休养的2-3年,正常服兵役时间往往也只有2-3年甚至更少。

Rache比较了新兵与老兵、未受过军训者与受过军训者、普通部队与精锐部队的“战争应激反应”情况后,证实前者发病率均比后者高。

另一个可佐证该项论断的事实是,这批病人中的少数“学生兵”, 没有念完中学就直接参军上了朝鲜战场,从入伍到发病时间通常不超过1年半。

“学生兵”吴曾规,1950年参军,服役于志愿军第26军。从此与家人音信断绝。

这支部队于1950年11月开赴朝鲜,略晚于洪朝林所在的40军,也是第一批踏入朝鲜战场的志愿军。

在姐姐吴玉华眼里,吴曾规是一个“胆小怯生”的孩子,竟然主动报名参军去朝鲜战场,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吴玉华认为,弟弟是受了“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报名参军潮”鼓舞。

吴玉华也谈到,当时母亲很担心,觉得吴曾规完全不适合上战场。但“看看到处都在宣传参军报名”,又想想儿子也是“为国效力,参军也是好事”,就同意了。

直到战争结束,吴家仍然没有吴曾规的音讯。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吴曾规可能在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里。

于是,吴玉华在1956年去信查询。院方回复“请来院当面确认”。

“他恍恍惚惚抬起头,迟疑了片刻,叫了声姐姐”。吴玉华悲喜交加,欣慰弟弟总算还认得“一直和他感情最深的姐姐”。

1952年10月,吴曾规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脑子也震坏了”,在东北陆军医院几经医治没有起色,只好转回浙江。

这一面,成为吴玉华和弟弟的诀别。

两年后,久病不愈的吴曾规病故于湖州三院,吴玉华去医院带回了弟弟的所有遗物以及骨灰盒。

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里休养的志愿军女护士长凌小云,与吴曾规情况大体相似。她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削去半边头盖骨。凌小云大难不死,但大脑功能严重损坏,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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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与关爱

从吴玉华找到弟弟,到弟弟去世的两年时间,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少,又要工作养家”,即便是“和弟弟感情最好”的吴玉华,也没有再去看望过弟弟。

和亲友断绝了联系,几乎是这群志愿军精神病人的常态。

常年照顾胡久昌的护工徐成役说,上一次有老兵家属来医院,还是几年前一位老兵去世时。“在医院十几年,我就没看到过有谁的家属来探望的。”

不过,在垂暮之年,湖州三院里的老兵们得到了一份迟来的关爱。近年来,湖州地方政府为在世的老兵承担了每人每年40万人民币的全部生活、医疗开销。马琼芳说,十年来,湖州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也会在春节及建军节时来看望老兵们两次。

只是,无论多少拨款支持,或是领导多关爱,都改变不了老兵们的结局,他们终将在混沌中,带着寂寥和孤独,长眠于3公里外碧浪湖畔的湖州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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