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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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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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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现代财政梦  

2010-04-30 15:10: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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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炜光

梁启超,中国近现代民主思想与实践的先行者、启蒙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任公之伟大,是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无论走多远,在它的起点上,总是镌刻着“梁启超”三个字。(《看历史》2010-4-30)

    任公的研究领域极广泛,工商实业、法律教育、军事外交诸学均有涉猎,尤对财政学感兴趣,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等财经论著三十余万言,不遗余力地向封闭既久的国人传播先进的财政学知识。他十分注重中西方思想的融合,又不忽视实际应用,曾两度出任阁员,先财政,后司法,时间都很短暂,壮志未筹,旋即退出政坛,回转知识分子本色。(《看历史》2010-4-30)

    任公把财政与政治问题同论,主张用西方财政制度取代中国传统的理财术,认为“政治上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与财政相丽”。如此,立宪国家之国会就须“主持财政”,掌有议决、审查预决算之权。他指出,有了预算权,“政府凡百施政自不得不取途于预算以受国民之公断”;“其于监督政治之大体,则已若网在纲矣。”清末民初的思想家中,对财政预算问题认识最到位、论述最清晰最到位的,唯有任公。(《看历史》2010-4-30)

    任公主张整顿赋税,建立中国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制,用以调节悬殊的社会贫富差距。是为相当十分先进的税收理念,遗憾的是未曾成为现实。需知,即使在制度建设领先的美国,所得税这种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税种也才刚刚建立起来,中国人对现代税制的理解并不晚,亦成为民国时期正式建立中国所得税制的思想基础。(《看历史》2010-4-30)

    任公对苛捐杂税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尝撰《说橙》一文,以其家乡新会橙为例,从一株树收橙若干,到一亩产橙多少、五年以后的产量,加以详述后指出:“植橙百亩者,六年以后,可以坐收五万四千两之利。尽吾县可耕之地而植橙,岁入可骤增一万一千元”;“余语老农,若胼而手,胝而足,终岁勤动,……舍多就寡,舍逸就劳,抑何■也!老农语余,县官岁以橙贡天子,岁十月,差役大索于野,号为贡橙,罄所有乃去,百亩之橙,一日尽之矣。故今日新会橙,将绝于天下。”世人认其可与白乐天之《卖炭翁》并读。由此,任公主张“减政主义”,其内容,一是缩减支出,二是裁并机构,三是改编军队,做到“署无滥缺,缺无滥员,员无滥俸”。(《看历史》2010-4-30)

    任公自视甚高,尝言“非国务部长不做”,希冀按照自己的思路整顿财税乱象,挽救已临破产之境的中国财政,使其“不数年而苏生之”,“起死而骨肉之”。但在他有限的理财实践中却运气不济,屡遭挫折。(《看历史》2010-4-30)

    民国二年,熊希龄组阁,聘任公为司法部长。据传,熊总理曾立主以任公为财政总长,因袁世凯持异议而未成。袁认为梁乃书生一个,“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只肯让他担任教育总长。梁启超也坚辞不就,几使内阁筹组破产,急得熊总理五次三番地两面说清,遂改任司法总长。(《看历史》2010-4-30)

    民国三年二月,熊希龄聘任公为设在天津的币制局总裁,有意借重他在币制上的见解和影响。任公对这个职务也是认真的,尝曰:“币制一事为财政命脉所关”。拟定币制局简章七条,并撰写了大量改革币制的文章。可惜,因积弊过重、时局多变,改革难成,不得不在当年十二月即辞职。(《看历史》2010-4-30)

    自北洋起,天津就是全国的造币中心,生产厂家是东机器局(位河北西窑洼,今大悲院附近),1912年壬子兵变后,与原户部造币总厂(位大经路,即今河北区中山路)合并,为造币总厂。总裁任上,任公一如既往,重视财政金融资料的整理,上任之初即命吴鼎昌组织编写造币总厂史。当年12月,任公因币制改革难于推行而辞职,正逢厂史完稿,任公坚持审定完毕再行离开,并亲笔题写书名:“造币总厂报告,民国三年。梁启超署检”。该报告分沿革、组织、厂基、机械、物料、厂员之管理、匠徒之管理、事务上之整理、会计之上整理、公务之上整理、化验之上整理等十一章,附图表,约5万字,由天津华新印刷局印制,是后人研究中国造币史的珍贵资料。(《看历史》2010-4-30)

    直到民国六年,任公才有机会出任财政总长。对此,任公自己的说法是:“洪宪以后,我本不想再入政界,不过当时一来因段芝泉(祺瑞)组阁,不得不与之合作;二来见机会太好了,本人确有野心来整理财政,所以去干财政总长。”(《看历史》2010-4-30)

    民初承清末之弊,中央软弱无力,地方军阀割据,财权匹配失当,币制紊乱,外债负累。财政赤字,民国六年达六千余万元,可是每年外债偿还本息即达7000余万元,预算三分之一要作偿债之用。币制方面,央地发行之兑换券,皆因准备金不足而导致币值下跌,通胀失控,百姓负担沉重。(《看历史》2010-4-30)

    为解救财政困境,任公煞费苦心,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治理财政之对策。他说:“令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全国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十三条对策中,外债与节俭为治标之策,整顿币制与扩充税源为治本之策。任公认为,权衡间应以治标入手,最终达到治本之目的。(《看历史》2010-4-30)

    面对穷途末路的财政,任公曾把希望寄托在举借外债上:“夫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唐朝大理财家)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但以民国初年政治经济形势之复杂,善后大借款终未成,任公的设想便只是纸上谈兵。其实,即使真的有几万万外债进账,若任公本人不能当政,则肯定为贪官恶吏所挥霍,或为无休止的战争所消耗,转为人民的新负担。(《看历史》2010-4-30)

    针对民初之艰辛形势,任公提出了大量财政设想和主张,多真知灼见,实践中也力图有所作为,可惜均未被执政者所充分重视,说完就过去了,没人较真,较真也没用,只得黯然辞职,只做了五个月的财政总长。(《看历史》2010-4-30)

    任公在政坛的遭遇,盖因政治环境恶劣,武人跋扈所致。段祺瑞政府在西南方向用兵,以武力谋求统一的政策,把段政府几乎所有的财力都消耗光了。传徐树铮等人暗中鼓动地方军人鼓噪,截留中央税收,不断伸手向中央索财,无奈之下,只得把部分裁断之权让渡给陆军部,财政部成了虚置。任公空有一肚子的才学得不到施展,所有主张和设想均无法变成现实,多年整顿国家财政的抱负化为泡影,是在极度气愤的情绪下挂冠而去的。(《看历史》2010-4-30)

    短暂的财长任上,任公仍不失时机地支持民间实业的发展。时承清盐政旧制,销售权归盐商把持。范旭东的久大精盐运销受其钳制,原料渠道亦被阻断。紧急关头,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梁启超出面鼎力相助,于1917年下令久大产品进销扬子江一带五个口岸,进而扩至长江流域之湘、鄂、皖、赣地区无阻,久大事业从此蒸蒸日上。中国近代史上,久大精盐的地位非同小可,有了它,才结束了几千年中国人“食土民族”的历史。其间,任公之劳不可没。(《看历史》2010-4-30)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哲理谱新知”,是为梁启超先生的《自励诗》,也是他一生之真实写照。辛亥后,任公进退于军阀官僚、奸雄宵小之间,政治抱负一再受挫。担任最后一任国务大臣,奔走欧洲各国,为改变中国贫弱的形象而呼号,然而,外交梦亦随着他的“财政梦”而破灭。隐退之后,任公顿入学林,栖居津门意租界内的饮冰室,往返于京津大学讲堂,著书立说,宣讲学术思想,继续为中国的黄昏时局与挣扎中的社会添注一份希望和光彩。(《看历史》2010-4-30)

    梁启超深邃的财政见解,给黑暗国度投下一道思想的闪电,虽未能救弊于一时,却也给今日之财税的研究者和改革者以智慧和启迪。作为饮冰室的邻居,我感到很自豪。(《看历史》2010-4-30)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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