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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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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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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是心中的一个结  

2010-05-25 10:46: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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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义和拳》作者冯骥才

  《看历史》 记者 李远江

 

《看历史》:您创作《义和拳》的直接动因是什么?

冯骥才:我写《义和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天津工艺美术厂做绘画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天津美术出版社编辑部的人接触比较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对我说:“你试试给我们写连环画脚本吧!”我说:“写什么好呢?”对方建议我:“就写义和团吧!”于是,我就开始查阅有关义和团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份资料,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在六十年代做的《天津义和团调查》,这是一本口述史资料,它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也由此对这个题材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看历史》:据您的观察,70年代中期,政府和普通百姓对义和团运动分别持怎样的态度?(《看历史》2010-05-25)

冯骥才:在当时,义和团被官方认定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它充分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主义史观。而当时天津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义和团是英雄。

《看历史》:您希望通过《义和拳》表达怎样的思想?

冯骥才:说到底,我所要表达的还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歌颂义和团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尽可能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感受,他们的精神风貌。除此以外,我对天津义和团所展现出的个性鲜明,色彩斑驳的地域性格非常感兴趣,这些都是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好素材。

《看历史》:您在创作之前做过哪些历史调查,有没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冯骥才:为了写连环画脚本,我和李定兴在天津老城内外做了很多的调查。在调查中,我发现在天津老城中,关于义和团的传说非常多。大家都觉得义和团是英雄,而且很神奇。另一方面,天津百姓对190071314号的八国联军洗城印象十分深刻。这次洗劫基本上把天津卫给毁掉了,这让天津百姓更加痛恨八国联军,也更加怀念义和团。

至于新的发现,最重要的莫过于义和团所展现出来的民间文化。义和团实际上是站在民间文化的背景下,对待西方文化的。他们一定有民间的信仰,民间的宇宙观,民间的智慧。

《看历史》:您和李定兴如何分工合作完成这部作品的?

冯骥才:调查完成后,我们决定放弃写连环画脚本的计划,直接写成小说。一开始计划两人各写一部,李定兴负责写以张德成为主人公的《天下第一团》,我负责写反映刘十九的中篇,六万多字的《刘十九》,至今仍未发表。刘十九那时候只有十九岁,是一个极富个性又有传奇色彩的义和团首领。

他住在天津西郊的大南河地区,那里正好是霍元甲的老家,习武之风很盛,他本人的武艺也很强。他们那支义和团后来打进天津,在与八国联军战斗的时候屡建奇功。后来他们与八国联军在北洼发生激战,最终战败。关于他的结局,天津民间传说不一。其中一种说法是,他被人杀死,腌在一个菜缸里了。当时我就想要写这个人物。后来,我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但彼此都不太满意。于是,我们俩一起商量,干脆把两部小说合写成一部长篇。这样,就把刘十九和张德成都搁到了这部长篇里面。随后,我们又重新研究提纲,分头去写,最后由我统稿。

《看历史》:您怎样评价《义和拳》这部作品呢?

冯骥才:事实上,我对《义和拳》这部小说是不满意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那个时代政治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无形的,也是最深刻的。所以,我编自己的文集的时候从来不把《义和拳》编进去。但有时候,我会把《神灯》编进去,就是因为一个是文革期间写作的,一个是文革后写作的。

《看历史》:时隔30多年,据您的观察人们对义和团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冯骥才:现在,我们很多人说义和团是很愚昧的,很落后,它与先进的西方人对抗只能是失败。我个人认为,我们对义和团的认识始终未能摆脱政治功利的影响。包括史学界对义和团也没有非常客观的,基于历史思辨和文化思考的认识。

在文革时期,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人为地把义和团树立为革命典型,是农民自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于是,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对义和团进行诠释,把不能诠释的部分统统搁置,这就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将这些草根英雄人为地拔高为高大全的革命英雄。这样,我们就无法通过这种被拔高的英雄来认识当时的历史。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从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出发,又把义和团作为一个盲目排外的典型来对待。这就从原来被拔高的正面典型,一下子贬低为一个糊里糊涂的反面典型。对义和团运动讳莫如深,似乎只要提起来就是和改革开放唱反调。于是,干脆就把义和团运动搁置下来。可以说,义和团已经被当代人所遗忘了。你比如说,天津的吕祖堂,也就是义和团纪念馆,我相信不会有人愿意去。

《看历史》:我们去过一次,但很失望。

冯骥才:更可悲的是聂士成的雕塑,竟然成了人们大小便的地方。因为后边是条餐饮街,喝完酒的人着急找不到厕所,就跑到聂士成雕像背后就地解决。(此时,冯先生眼里闪着泪花,声音略有哽咽)我就特别感慨,因为在俄罗斯,我看到任何一座城市,人们都那么珍视自己的民族英雄:一年四季都会有人在纪念碑或雕像四周放上鲜花,年轻人结婚都习惯于到二战的英雄前面完成订立神圣的契约。但是,在国内,我们的英雄在人们心中没有位置,历史更没有位置。义和团反复地被政治功利所利用着,造成了历史的悲剧。(《看历史》2010-05-25)

前不久,我在一个图书拍卖市场,买到一部刘孟扬写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一张照片,是八国联军当年拍摄的被俘以后的黄莲圣母和九仙姑的照片。从这张照片看上去,她们只是非常普通的乡间妇女,如果没有遭遇非常大的痛苦,是很难参与到这场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去的。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深层原因——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而在这场运动中,她们又都成了牺牲品。她们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的真实。

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我在做《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时候,就坚决不做社会上层的口述史,而只写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我当时说过一句话:只有小百姓的心灵历程才是这个时代的本色,时代的真实。

《看历史》:《义和拳》之后,你还写过关于义和团的作品吗?

冯骥才:在这之后,我又写了一个姐妹篇,叫做《神灯前传》,写红灯照的。另外,我还写了一部小说《神鞭》,也是以义和团为背景的。

《看历史》:您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 2010年05月25日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冯骥才:我觉得很悲哀。由于前后两次功利主义的对待,义和团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由于史学界采用先验的观念来诠释义和团,实际上谁也没有触摸到这段历史的真实。相反,南开大学这部口述史却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但是,

这些东西又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进入研究领域。即使被一些研究者所利用,也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材料进行了取舍。这就涉及到史学研究的目的问题了。

《看历史》:您还会继续研究义和团这段历史吗?您希望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这段历史?

冯骥才:其实,义和团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它就发生在生我养我这块土地,是这座城市我的前三辈儿人共同的记忆。所以我一定要再写一部关于义和团的著作。至于怎样对待这段历史,我最大的希望是,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能早日回到学术里来。 ■本刊来自《看历史》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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