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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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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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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的美梦与噩梦  

2010-10-26 15:15:39|  分类: 封面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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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杨程屹

雨果的美梦与噩梦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随着圆明园的毁灭,中华帝国的文化象征化为灰烬,集仰慕者和抢劫者于一身的法国人将意象中的圆明园变成了历史传奇。但对于大部分的法兰西人而言,它已经退化为《小罗伯尔词典》里一个符号式的词条。

从十八世纪开始,法兰西人一直做着一个梦。

这个梦叫做圆明园。

“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做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生辉;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白鹮、和孔雀。”

1861年11月,法国作家雨果在根西岛的寓所写下这些关于圆明园的文字。雨果当然没有亲眼见过圆明园,他所有的想象都来源于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流传的圆明园传说。《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 传说

最早的传说源自那些在圆明园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最著名的有两位:王致诚和蒋友仁。

王致诚本名让·丹尼·阿蒂莱,是一位出生于弗朗什-孔泰地区的法国人。他作为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因杰出的绘画才能被引荐入宫为乾隆皇帝服务,参与圆明园的设计和绘图。在1743年写给达索先生的一封信中,王致诚详细描述了他眼中精妙绝伦的圆明园。后来,这一封信在1749年以“传教士书简集”的方式在法国公开发表,随即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王致诚之前,并非没有人介绍过中国园林,但崇尚齐整划一的法国人大多看不起中国园林的价值。路易十四派到清朝宫廷的传教士李明在他写的《中华新志》里,甚至把中国式园林斥为“荒芜”,他说:“中国人很少花功夫去经管花园……甚至不舍得为它花钱。”

一百多年后,法国人的审美发生了很大变化。王致诚由衷地称赞圆明园:“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圆明园里的丘壑、蹊径、水涯、山石、磴道,都仿佛“自然的作品”,“由自然作成”。这种“乡野风光”,虽然与西方“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大不相同,却是“令人心醉神迷的”。

王致诚并不是唯一的圆明园拥趸,《传教士书简》里还有一封蒋友仁神父在1767年写给巴比翁的信。蒋友仁神父原名米歇尔·贝努瓦,法国人,他为中国皇帝服务了30年,1774年因中风在中国离世。他是长春园大水法的设计和监造人,在给巴比翁的信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圆明园,“在中国园林里,眼光绝不会疲劳,因为它几乎总是被限制在同视力范围相称的空间里。你看到了一个景,它的美丽打动你,使你迷醉,而走过几百步之后,又有新的景在你眼前呈现,又引起你的赞赏。”

传教士们不吝赞美之词的书信一经公开立刻燃起了欧洲的中国园林热,欧洲王公贵族千方百计搜集中国园林资料,竞相仿造。1753年,瑞典国王在斯德哥尔摩以外的夏宫建造了“中国宫”;1761年,英国人为威尔士公主奥古斯塔修建了一座中国宝塔,后来那里成为英国皇家植物园;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甚至想仿造一座圆明园。1779年,德国的一位美学教授赫什菲尔德在《造园学》里写道:“外国所有的园林里,近来没有别的园林像中国园林或者被称为中国式的园林那样受到重视的了。它不仅成了爱慕的对象,而且成了模仿的对象。”

从传教士的述说中走来的圆明园是神秘的、壮丽的,完美的,当它走进法兰西人的意象里,就演变成了一种艺术的最高趣味,仿若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般令人神往,但又无法触及。雨果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一封信中就写道:“圆明园不仅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

对于法兰西人而言,圆明园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境,直到1860年。《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雨果的美梦与噩梦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 战利品

1860年,雨果在《见闻录》中留下笔记:“此时此刻,欧洲正在砸碎中国,这个可怜的大花瓶,早已满身裂痕了。”雨果所指正是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之事。

就在这一次远征中,法兰西人不仅走进了传说中的圆明园,而且动手劫掠了它。

尽管远征的最初目标并不是圆明园,但当法国远征军推开大门,目瞪口呆地站在比第戎市还大的圆明园里,看到那些雕龙画凤的亭台楼阁、星罗棋布的花园湖泊、灼灼生辉的珍宝,他们没能保持住法兰西人的骄傲和谦谦君子风度,“他们一窝蜂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欢呼着喊叫着。”

法国远征军总指挥蒙托邦将军和英国人一起组建了战利品挑选委员会,为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挑选最漂亮的礼物。疯狂掠夺三天后,在口袋里塞满了金子和珠宝的法国人撤离,留下身后满目创痍的圆明园。十天之后,英国人一把火将圆明园烧成了废墟。

八个月后,蒙托邦将军带着与中国皇帝签订的和约与丰厚的战利品回到巴黎。远征的战果让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非常满意,外交官夏尔·拉沃莱由衷地赞叹:“这是一次确实非凡的远征,本世纪无与伦比。”第二帝国政府当然很得意,这次远征不仅让中国皇帝向拿破仑三世低头,还攻进了欧洲王公贵族梦寐以求的圆明园,得到了中国皇帝珍藏的宝物,这样的成就即使对于战功赫赫的拿破仑一世而言都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美梦一场。

在法兰西史学家和贵族们对远征大唱赞歌之时,1870年雨果却在《全民公决》中指责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给中国看看欧洲这个文物破坏者的形象,用我们的野蛮行径让野蛮人目瞪口呆,和毁损帕特农神庙的额尔金的儿子合伙焚毁圆明园。”此时,作为拿破仑三世政敌的雨果并未意识到,圆明园是中国皇帝的虚荣,1860是法兰西皇帝的虚荣,正是这两份虚荣最终成就了法兰西收藏家的虚荣,包括雨果。《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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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品

而就在雨果写就著名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斥责“两个强盗”的4年后,1865年3月30日,雨果在手记写道:“买下一大批中国丝织品,卖主是个参加过远征军的英国军官,东西是他从中国皇帝的圆明园中抢来的。”后来,这些丝织品被用在雨果根西岛的“高城居”,在“高城居”二楼的“红厅”里,至今挂着用圆明园丝织品制成的天幔。在雨果为情人朱丽叶设计的厅室里,则摆满了佛像、瓷瓶、陶器等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大部分来自圆明园。

当然,圆明园珍宝的最大收藏家是拿破仑三世。他将从圆明园得到的珍宝交给了以艺术品位闻名欧洲的妻子欧仁妮皇后打理。为了陈列这些来自远东的艺术品,1863年,欧仁妮皇后下令整修了枫丹白露宫底层面对的池塘、英国花园和喷泉庭院的四个大厅,整修完成后,整套建筑备有一个前厅,一个会客厅,一个大客厅和一个中国厅。从此,圆明园的珍宝就躺在法兰西皇帝的寝宫里度过它们寂寞的岁月。

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中国厅天花板上装饰着珍贵的西藏唐卡,正面是镶嵌珠宝的奇椅、屏风、宫扇,左侧依墙是两个大多宝阁柜,里面陈列着用珊瑚、田黄石、白玉等雕刻的各式摆件、古旧的青铜器、精美的瓷器,还有清朝皇帝夏天戴的皇冠。在大厅另一侧是几个各自独立的展柜,里面是大型的器物:一件硕大的雕绘镶嵌有双龙图案的景泰蓝瓶;一架木托碧玉插屏;一座高达两米的佛塔,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

除了枫丹白露宫以外,法国各地的博物馆也珍藏了来自圆明园的战利品。法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乾隆皇帝的御用军刀和盔甲,巴黎国家图书馆珍藏了中国宫廷画师唐岱和沈源奉乾隆之命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郎世宁绘制的宣扬乾隆皇帝武功的《格登鄂拉斫营版画》……

如果说雨果的收藏是出于他的中国情结,拿破仑的收藏是源于他的征服梦,那么更多的法国收藏家并不关心手上那些中国艺术品的来历,也不了解1860年的圆明园遭受的创伤与毁灭,他们仅仅是利用手上的圆明园艺术品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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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拍卖市场上,只要涉及中国的古董就能卖出好价钱。2008年6月,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拍卖会上,一枚康熙玉玺最终被中国人以470万欧元的价格拍下。2009年2月,佳士得拍卖皮埃尔·贝杰和圣·洛朗收藏的兔首和鼠首两尊青铜塑像,中国厦门商人蔡铭超以3149万欧元拍得两尊兽首。在此之前,澳门赌王何鸿燊和保利集团都曾经斥巨资从拍卖会上回购圆明园兽首。在每年四月巴黎古董双年展上,尽管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古董商参加,但从不缺少中国古董展品,它们每一次出现都使得中国人必须付出高额的价钱才能赎回这些流失的珍宝。

虽然雨果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振臂高呼:“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劫掠的中国。”但时至今日,这仍是天方夜谭。圆明园兽首收藏者皮埃尔·贝杰为自己辩解道:“这些中国兽首铜像是150年前从中国掠夺过来的,就像从雅典掠夺的万神殿壁画一样,现在还在大英博物馆,就像人们曾经掠夺的许多文物一样,目前还陈列在世界各地博物馆。这是合法的,是有司法判例的。”因为“政府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是强盗”。即使谁也无法否认1860年远征的法国军人都凭着在中国的战利品发了财。

实际上,几乎所有洗劫圆明园的当事人留下的资料里都不讳言掠夺了圆明园的财富,但他们矢口否认火烧圆明园,并异口同声地谴责英国人,称英国人的放火是“哥特式的野蛮行为”。 法国人当然不愿意承担烧毁圆明园的责任,他们一向自诩为最文明、最尊重文化的民族,只有当他们跟英国人火烧圆明园之举做一个切割后,才能摆脱良心的谴责。

在圆明园消逝后,法国人这种尴尬的心情表现于外则被演绎成了中国情结者的追思。《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 追忆

1864年,法国《环球》杂志刊发了汉学家鲍吉耶的文章《探访圆明园》,用详实的图片和文字呈现了圆明园的原貌;186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法国人造出了圆明园的仿作;1872年,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高第亲自前往北京参观了圆明园废墟,他书里描述了繁华落尽后的圆明园创伤:“低处静静的湖泊里,开满了荷花,横卧着一座高大的石桥,与岸边满目疮痍的景色形成鲜明对照”;1877年,旅行家和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里发表了他拍摄的圆明园废墟图;甚至连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也在他的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磨难》里特意用有限的笔墨勾勒了毁损后的圆明园。

然而,随着圆明园的毁灭,中华帝国的文化象征化为灰烬,圆明园从法国人的意象里走进了历史传奇。对于具有中国情结的法兰西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而言,圆明园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一个神话的历史。但对于大部分的法兰西人而言,它已经退化为《小罗伯尔词典》里一个符号式的词条:

“圆明园——最光明之园,从前的夏宫,中国皇帝夏天的行宫。位于北京西北八公里处。始建于十七世纪雍正朝,完成于乾隆朝。圆明园曾是‘万园之园’(王致诚语),占地三百五十公顷,它藏有大量无价之宝与图书。乾隆曾让耶稣会士艺术家们(王致诚、蒋友仁)在此修建了欧洲式宫殿,周围环绕着喷泉与水法。1860年整个园子被法英联军洗劫,随后又被额尔金爵士付之一炬。”

■本刊来自《看历史》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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