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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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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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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真亦幻“大槐树”  

2011-01-11 12:02:29|  分类: 封面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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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本刊记者│何书彬

亦真亦幻“大槐树”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洪洞“大槐树”虽是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却不见诸正史,惟详于谱牒。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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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亦真亦幻“大槐树”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家族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碑”说的是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族谱里的“大槐树”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 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何今之族姓, 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 其不可考者, 每曰迁自洪洞, 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 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 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 《获嘉县志》卷8《氏族》) 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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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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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 “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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