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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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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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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晋南:从文化摇篮到文化熔炉  

2011-01-05 13:01:20|  分类: 封面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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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主笔 | 庄秋水

黄河东面,晋、陕、豫交界的地带,是黄河三角洲,被称作“河东”。先秦以前,这里是华夏族的核心区域。宋元以后,在中原沦陷时,这里保存了大量的人口和原生态的汉文化。成为中原的孤岛,正是从这种人口和文化的积淀,为日后的大移民奠定了基础。

2010年11月28日,我们抵达西阴村时,暮色早已笼罩了大地。一位搭车的本地人,顺道把我们带到了村子西北方的一个地方。星星闪耀,丛草茂密。我们跳过路边沟渠,扒开黑魆魆的野草,借助微弱的电筒光线,看到了立在一面低矮的土岭下的石碑。是的,这里就是“西阴遗址”。

1926年10月15日,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任讲师的李济,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此挖掘出西阴史前遗址,这是中国人独立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等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这和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何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正在从人类学向考古学转型的李济认为,要完全明了“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关系”,必须全面考察中国的史前遗址,方可以找到答案。

1926年年初,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考察,想从考古学的角度实地考察山西晋南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以探究华夏文明的起源。

3月24日,当他们穿过夏县西阴村时,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李济说,“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

2010年11月底,我们跟随着李济和袁复礼的脚步在晋南进行了一次旅行,虽非亦步亦趋,路线则基本相似。这将是一场朝圣之旅。我们的目的是将“明代洪洞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

大移民”放在更深远的区域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看一看黄河拐弯处的这块土地,怎样从华夏古文明的发祥地,一步步地演变成民族融合的混杂居所,又如何在元末明初之时,变成各地移民往复来去的大本营。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寻找尧的足迹

1926年2月5日,李济和袁复礼从北京动身,两日后他们到了太原,一路向南。

2月25日,他们抵达了临汾县。李济兴奋地写道,“临汾县(平阳府),这是一个勾引起人们的历史遐想的城市——尧帝的古都!”但是当时的临汾县城是由带枪眼的城墙包围起来的,城西一哩就是汾河,要想看到尧的都城的原貌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今临汾是一个地级市,管辖着汾西县、吉县、安泽县、大宁县、浮山县、古县、隰县、襄汾县、翼城县、永和县、乡宁县、曲沃县、洪洞县、蒲县和新设立的尧都区。对临汾的古名“平阳”,估计大部分中国人所知甚少。临汾更出名的是它的重度污染。当我们从临汾市区向西北方向的魏村前行,一路上灰霾蔽日,远处景物楼宇恍若海市蜃楼。过了汾河,又走了一段,不可思议之事突然发生──车子犹如穿过了一道幕墙,烟雾飘散了,天变蓝了,西侧的九龙山山峰清晰可见,连阳光都清亮起来。

毫无疑问,李济当年呼吸的空气必定好得多。

3月1日晚,李济和袁复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觉得“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前进的路标。”于是,次日上午十点,他们便动身前去传说中的尧陵。

《史记》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上古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的历史。《尚书》第一篇第一句话说的便是尧的事迹:“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李济猜想,当尧,这位上古部落的君王,年老退休后,他不大可能离开家,死在远方的国土。在前往临汾东北方向的尧陵路上,这位考古学家告诉自己,既然临汾(平阳)是传说中尧的都城,他的陵墓应该不会很远。

我们前往尧陵。一路上经过土崖环峙的丘陵地带,几万年来冲刷而成的万千沟壑极为壮观。如今,尧陵正大兴土木。蜿蜒的神道两侧,动物和人的石像一片簇新,也许是甫从某个工匠的手里复活。从2007年开始,对尧陵的修复开发便如火如荼地进行,二期祭祀大殿工程正在进行中。

经过新建的汉白玉牌坊,穿过空旷巨大的广场,我们终于看到了尧陵山门。进入尧陵的大门,右侧放着一张放大数十倍的旧照片,下面注解是“昔日尧陵”。在这幅摄于数十年前的照片上,可以依稀看出那时尧陵的样子——低矮的石头围墙,伴着几间看似即将垮塌的孤庙,仿佛在荒野中被废弃的一样。

这,应该和李济当年所见相差无几。1926年3月2日,李济到达了尧陵,“我们到达那里天色很晚了,发现四周都是围墙,里面是座简朴的屋宇——一座深山中的孤庙。”

当晚,李济和袁复礼夜宿于此。第二天,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呈金字塔形的陵墓,一半濒临着溪水。这座陵墓湮没已久,只到明代才有人根据庙中的碑文将它重新发现出来。

但对于它是否真的是尧的陵墓,则无从证实。今天,我们在尧陵看到的仍然是那座金字塔式的土堆。80多年过去了,关于尧陵真伪的争论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利用它的文化价值的雄心,在尧陵的印制的一本16开的册子,这里“将要建成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服务功能的尧陵风情区!”

离开尧陵,李济和袁复礼向东南方的浮山县进发。而我们,则稍稍偏离了他们当年的路线,去往了西南方的襄汾县陶寺村。

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尧王之都”

李济在1949年那个关键的转折年,选择去了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也就是他离开大陆的几年之后,在距离尧陵40多公里处的襄汾陶寺村,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这个遗址直到1978—1984年才展开第一轮大规模地发掘。

1984年,学者王文清从陶寺文化遗存的地望、年代、埋葬习惯、彩绘蟠龙纹陶盘以及其它出土遗物诸方面,比照文献记载的帝尧陶唐氏的事迹,首先提出陶寺文化很可能就是陶唐氏(即帝尧)文化遗存。

突破性进展在2002年。考古学家们通过发掘,正式确认陶寺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据碳十四测年估计,在公元前2300-前2150年之间。不少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城址那便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在陶寺村的一块大坡地上,我们看到了考古学者冯九生带领着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掘,在清理出土的陶片上,有不少附着黑色灰烬。他告诉我们,目前发掘的位置所在,正是城址的东北方位的宫殿区,有一万多平米大。陶寺遗址已经探明有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农业区和墓葬区,说明此时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已经形成,国家形态亦已萌生或出现。

我们迫不及待地请教,从坡顶下来经过的那些柱状建筑是否就是传说中的观象台。2003年,考古队在陶寺中期小城内祭祀区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台基。发掘者推测,这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文献记载,尧“观天授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和二十四节令。

次日当我们拜访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时,他说,尽管有人质疑陶寺文化遗存作为尧都的证据不足,但作为发掘者之一,他坚信这里便是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早期遗存应该在公元前2350年。 

如今,考古学家们模拟了这个4000多年前的“天文台”,它由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构成。13根柱子自北向南编号1—13号,每相邻两根柱子形成的观察缝由南到北依次编号1—12号,用于观测不同季节的日出。考古学家们连续观察,每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个四个节气最为准确。

身为襄汾人,田建文也给出了语言学上的证据──至今陶寺乡附近的人,仍把太阳叫做“尧王”。上古中国,人们已经掌握观日出来定节气,于是,“有了历法,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悠悠的逝水年华,不再是一团混沌,而是变得轮廓分明,井然有序,从此天有分野,地有经纬,历史有编年,天文、地理和人伦应时而生”。

《史记·五帝本纪》刘熙集解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陶寺正是那时候的一个大城市,城邦联盟的核心,是最早的“中国”。其时,是地球的温暖时期, 洪水滔滔,临汾盆地有宽阔的河谷地,谷地两侧的黄土高台,是宜居之地。“晋南正是大洪水时代的诺亚方舟”,田建文用一个比喻做了总结。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舜禹遗迹

离开尧陵的李济,下一个目标是寻找舜和禹的相关遗迹。他把目光投向了中条山──关于舜帝和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都集中在这座山脉四周。他用了四天功夫往复穿行这座山脉,但没有什么发现。他们立即转向了中条山北边的安邑和运城。

运城古称河东,西、南两面背靠黄河,是连接山西和中原的要冲。这里自古便是产盐区。传说舜曾经在运城盐池弹着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可能已经意识到东南风能源的蒸发作用。宋代这里像耕田一般“种盐”。具体方法是把盐池旁的土地像垦田一样,在二月耕为垅畦,四月的时候将池中卤水引入田畦浇灌,利用季风和日晒,蒸发成盐。

在运城,李济考察了舜陵──又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舜陵在运城市以北10公里鸣条岗,庙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不过现存建筑是元明清历代建筑。

离开舜陵,李济一行前往夏县,传说中,大禹的王都安邑就在那里。

2010年11月28日,薄暮来临时,我们登上了夏县禹王乡的一座青台。禹王城的守护者史松龄告诉我们,这就是曾经的禹王城的一隅。

但对于1926年的李济来说,重要的是怎样让这些久远的传说找到科学的根据。他寻访了所有传说中禹王的遗迹,以及大禹的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不过说实在的,从外表上判断,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些是或不是真正的陵墓。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坟冢,只是稍大一点。”

李济并没有记述自己此时的心情。但他当时离开禹王台时,一定是带着一种遗憾之情。原本期待中的尧、舜、禹的遗迹,现在看上去都那么的可疑,难道传说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附会?

实际上,这个答案要到数十年之后才慢慢有所揭晓。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夏代城堡遗址,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类似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的山西南部,有35处之多,正契合了古人所说“大夏”、“夏墟”。

而在1926年以后的考古挖掘不断地提供新的论据证明,山西在石器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旧石器时代有芮城匼河遗址、襄汾丁村遗址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等150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这个河(黄河)汾(汾河)文明圈保留了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苏秉琦称,这里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当然,这都是后话。在1926年3月24日那个早春的日子里,离开禹王台的李济不会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发现将开启一扇大门。而日后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扇门去认知自己早已湮没的上古文明和文化。

就在离禹王台不远的西阴村,当他们正穿村而过时,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袁复礼首先注意到,“在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天,当着我们第一次往山西南部考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遗址……这遗址俗名灰土岭;大部分现在都化为耕地。”

他们随意捡拾了一些暴露在地表的碎陶片,立即判断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闻风而来的村民们让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暂行离开了这里 。

6个月后,他们再次来到西阴村,进行了中国人主持的首次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西阴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次挖掘出土了陶片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更特别的是,出土了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

李济发掘出的那半个蚕茧,被送到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让博物家们鉴定,正是家蚕的老祖先。尽管如此,李济仍十分谨慎,不便以此断定中国养蚕业的开始。而西阴村,正是传说中黄帝之妻嫘祖的家乡,她被视为教民养蚕的始祖。

1927年,李济根据西阴遗址的考古发现撰写了《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也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李济推翻了安特生关于彩陶起源于西方的说法,他认为无论是中亚还是近东出土的彩陶都难比得上仰韶文化,而中国文化也自有其发源传承的脉络,“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

我们刚刚采访过的考古学者田建文,则是1994年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的参与者。他认为,西阴文化沿着汾河往北,与红山文化结合,又占据了关中、陇西,可以说是史前社会的第一次文化大统一。点击定购《看历史》2011年1月刊

■ 融合之所

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后,李济又花了两天时间看各处的造像碑,在稷山县兴化寺看完元代壁画后,他折返北京。

追寻晋南地区的金元遗迹,本来也是我们行程的一部分。但我们并没有像李济那样折返向北去往稷山,而是一路向南,到了永济。

去永济,一是因为那里古称蒲坂,传说舜建都于此。第二则是因为那里有始建于隋唐时代的普救寺。金章宗时期,董解元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就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这里,而“董西厢”则成为了“北曲之祖”。

在永济蒲州镇,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残留的古蒲州城墙,但那不过是明清城墙的遗迹。蒲坂的“坂”字,本是得名于自峨眉岭向西,直下黄河岸边,长约十里,落差百米的坡台。历代以来,这里都被认为是舜的活动中心。

传说中舜都的遗迹,毫无踪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仔细观察这个黄河河畔的巨大坡地。实际上,只要不必太在意传说,将这片坡地放在整个晋南地理的大环境之下,就能发现它的独特地位。

这里依山靠河,连接秦豫,正处在黄河转弯的黄金三角之内。以此向西向南,即是关中平原和豫东平原。以此向东向北,则是运城盆地,而运城盆地之北则是临汾盆地。正是在晋南的这两块盆地,在上古时期,水源充足、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成为华夏族活动最为核心的区域。

华夏族将自己所居之地称为中国,认为是大地的中央。而毗邻居住的其他民族为戎狄蛮夷。华夷之间,征战融合。传说三代的圣君夏禹,便是一位羌族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整个夏朝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如今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

晋南的重要性,直到商取代夏才有所下降。而春秋时代晋国的崛起,则又在这里建立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华夏和戎狄不断通婚,强大的晋文公便有一位戎狄族母亲。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逐渐离开山西移向河北、河南平原之地。

此后数千年的时间里,汉族政权的政治中心多在秦豫两地,而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山西正去往两地的天然通道,至金元之际,山西早已成为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熔炉。

实际上,在1926年李济的那次考察中,他们曾在太原南部的介休对新兵和警察进行了人体测量。“他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

们很像是异种系的人。我看到的一些人,他们的连鬓胡堪于一般的亚美尼亚人相媲美;我也看到一些长着纯黄色胡髭的人”。这个测量,不过是对山西为民族融合之所的再一次确证而已。

普救寺,现在除了一座13层的四面锥形砖塔是明朝故物,其他的建筑都是当代人的复建之作。但这并不妨碍因《西厢记》而给它带来的巨大名声。

戏曲正是金代山西经济文化繁盛的一个例证。考古学家们在晋南许多地方,发掘出不少雕砖墓葬。那些热爱戏曲的古人们视死如生,把戏台搬到了“黄泉”,乐队,戏俑一个都不能少。而我们途径临汾时,去探访过的魏村牛王庙古戏台,便是建于元初,是国内发现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古代戏台。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印刷业。在洪洞广胜寺,我们曾听过《赵城金藏》的故事──这部佛教大藏经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保全的传奇。这部经文正是在金熙宗至金世宗期间雕刻而成的。平阳府是当时黄河以北的刻印中心,除了官方刻书,私家刻书也冠绝一时。传统文化藉此得以保存和恢复。

一个世纪后,蒙元取代了金,山西再次首当其冲,在短暂的停顿之后,经济很快恢复。平阳地区成了“文化最盛之地,宜杂剧家至多”,是大都之外的一个文化中心。

庙宇、佛经、戏曲、戏台……听上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晋南,其世俗的精神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实际上,正是这种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大量从中原因灾荒、战乱而来的民众,加之漠北众多南迁而来的部族,晋南地区的人口一度暴涨。

而这,也正为明初那场规模宏大的大移民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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