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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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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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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铎:“天国”与“末世”  

2011-08-05 15:19:14|  分类: 封面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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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本刊记者 │刘永峰

汪士铎:“天国”与“末世”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汪士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极私隐的笔记,会令他在身后暴得大名。那些“偏宕”的思想,有时令人咬牙切齿,但如果了解到太平天国给他带来的创伤,这些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在离乱岁月里切齿腐心的痛楚?

那一年,汪士铎第一次见到,他从小熟悉的南京城禁卫如此森严。

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城外突然建起了数不清的坚实的营垒、高耸的望楼。每一营垒,内有一道、外有三四道壕沟环绕,多者甚至有七八道壕沟,壕沟深八尺、宽六到八尺不等……此前宽敞的城门也被砌窄,每处设巡守两人,士卒不许脱衣而寝。城内各街亦建起更楼,若街有设馆,馆内又另置更楼……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严密的防备已经到了“全城内外,在目如绘”的地步。

但是,这样的情形只会更加重一些人内心的恐惧,52岁的汪士铎就是如此,无论如何,他已决定要逃离这座城市了。

1853年11月16日,汪士铎贿赂了一位采薪馆的头目,约好次日早饭后由其带出城外。第二天,汪士铎装扮成书吏的样子,随人从守卫相对薄弱的南门出城,来到驯象门外一个叫江疯子的人家。太平军管理采薪的人,写了一个发柴小帖给他,午饭后,汪士铎便由江疯子带至山上。

上山后,江疯子伺机令汪士铎伏在地上,急忙拿杂草将其盖住,然后嘱咐他勿嗽勿动。在乱草竹竿下面,汪士铎听到人声犬声,忽远忽近,不敢稍动,“欲溺即溺于其所”。晚上掌灯时分,人声渐息,又渐闻城上起更,这时,江疯子才来将其带回他家,为其剃头改装。吃过晚饭,等到五更时,汪士铎离开了江疯子家,由另一带路人引领,沿着田间小径乘夜潜行,开始了逃难的行程。

过去的几个月,汪士铎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在本应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突然遭受了妻离子散,伶仃孤苦的折磨。我们已不清楚,离开南京时,汪士铎怀着怎样的情绪,去开始背井逃亡的生活。我们只是从后来他凌乱的笔记中,能看出一丝悔恨: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朋友便曾劝告他离开南京。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被困南京

在太平军到来之前,汪士铎的生活,如同那个时代众多的士人一样,读书治学、坐馆授徒、用心举业,人生的主要活动都循着这类角色所应有的行为范式。尽管汪士铎的早年也曾清苦度日,仕途不顺(直到39岁才中举人),但生活却大致平稳而少有波澜。

1853年,即癸丑年春天,又是清朝三年一次的会试时间,汪士铎应朋友之邀,相约同赴京师参加礼部考试,准备一二月间便出发。而与此同时,太平军的消息也不断传来,那年春节他们离开武昌,已沿江而下,南京城内开始有些人心惶恐。迁徙出城的人也慢慢增多,春节刚过,汪士铎的一位朋友便来辞行,准备到云台山避祸。

据汪士铎回忆,那些天里,既非阴雨,天色也黯黯昏昏,日月无光,对于紧张的气氛,他虽然也有预感,但“以书籍衣物之众不能舍之”,所以迟迟没有离开。

而且,他的秉性里有太多读书人的优柔寡断,在避难一事上,真是顾虑重重。他说,外地没有相熟而可以依靠的人,有位挚友家住江边不妥,去徽州又太远;离开后房子没人守护,每一物都不舍割爱;路途太远盘缠所费必多,而且又必须计算到此后每日的食用,还要留足将来回家的盘川;若没人在家守宅,贼寇走后岂不无家可归?他尤为顾念的是,家中他四十柜的藏书,避难时如何搬走。那时有位熟人已经乘舟南行,他得知雇一小舟便要四五十元,况且又听说路上土匪抢掠甚多,行路极难,汪士铎更加迟疑起来。

当日江苏巡抚杨文定出示公告,有散布讹言迁徙者立斩,并说贼兵已退,劝市民开店如故。汪士铎对于局势也表现得十分乐观,他有些天真地认为,钦差大臣向荣在湖北必然从后追剿,钦差督师陆建瀛必然在前迎剿,琦善必然从河南率兵南下以造犄角之势,而皇帝必然会急求方略以拯救局势,到时救兵四方而来,太平军必腹背受敌。在他看来,安庆八卦城坚固能守,此前广西湖南省城都不曾破,安庆也不至于被攻破,即使攻破也须时日。况且南京城四周小孤山、采石、太平、东西梁山必然驻有重兵,一路上贼兵必受重重牵制,汪士铎认定待安庆危急后,再走不迟。

汪士铎:“天国”与“末世”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然而,这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侥幸,却令他失去了避难的大好时机。他并不知道,九江以下,太平军“直入无人之境”,两个月后,便已抵达南京城外。

二月初十日,太平军在城北的仪凤门附近挖掘地道,用火药将城墙炸出一口,三百余名太平军由此登上城墙,杀进南京。不久,水西门一带又有千余名太平军攀云梯爬上城墙,南京城遂被攻破。太平军入城后,先是在北极阁一带活动,而身在城南的汪士铎直到这时还不知“贼”已入城,当日上午筹防局依然传出消息“获贼数名”,汪士铎正打算去看,未到江宁府,便见飞骑数人大喊“已到虹桥矣”,才赶紧回到家中。 

街道里巷,顿时犹如长夜一般寂静。当时南京城各处城门已纷纷大开,太平军蜂拥而入,城墙上炮声突然静了下来。到了傍晚,炮声及喊杀声又开始忽远忽近地传来,恐怖的气氛开始笼罩全城。当晚,惶恐害怕的汪士铎与其妻女,甚至已想悬梁自尽,怀抱中不满两岁的幼子,又令这位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孩的老人迟迟未决。整个夜晚,他都端坐在前屋等待新的消息,妻子担心他会寻死,也时不时从内室出来探看。

在南京城破后的最初十天里,太平军每日往城里搜括抢掠后便离去,似乎还没有长驻的打算,那时“城外无卡子,城门无守御”,汪士铎见到那些“无留恋财物”,又“心无家室妇女之累”的人们逃离却依然迟疑,在外没有熟人,不认识道路,没有结伴而行的朋友,去后如何生计,这些顾虑让他错过了最后的避难机会。二月二十日后,城内守卫渐紧,再不能任意出入了。

汪士铎:“天国”与“末世”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汪士铎也许还没意识到,从城门紧闭的那一刻开始,人间的种种不幸便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身上。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天国绝路

二月十一日早上,汪士铎第一次见到“长毛”,一群太平军以搜索官兵为名闯进家里掠取财物,汪士铎只得待在前屋任其搜括,看着纷纷前来的“贼匪”络绎如织。第二天,太平军又来,令汪士铎去将街上的尸体抬出城外。到了城外,汪士铎见到,“贼骑如云至城外不绝”,而道路上随处可见军队过后遗落的元宝。太平军的装束也十分奇怪,他们都头缠红巾,“短衣窄袖,或红或黑,赤足,红绿长巾,又以花巾绕项,持刀矛或骑或步,亦间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为一队,队伍甚肃”(《汪悔翁乙丙日记》)。

二月十三日早上,汪士铎在家不安,便外出找人商询办法,见街上许多人围聚一起,上前发现正有一人踞坐持刀劝人去拜弟兄。汪士铎得知,许多里人已前往拜弟兄,其仪式并不叩拜,只需一通姓名即给一红布,挂身上即可出入里巷无阻碍。众人毫不怀疑便偕同前往,他们先是来到一处宅内,那里食物山积,听人自食自取,一会儿一太平军又言此处狭窄,可至城外。于是有一身材高大、肤色深黑的太平军头目,手持大刀引导大家来到城外某氏宅院。汪士铎看到一人立厅前,手持黄布两方和一块腰牌,跟人分发,而前往领取的则都五五十十一组,一方黄布上印有“右一军后四北”,另一方则印“圣兵”二字。汪士铎他们才恍然惊觉,原来市民们纷纷被骗到此是为了将他们编入太平军!

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太平天国的制度也被移植进来,原本城中大清的百姓开始被裹挟进天国的系统之内。城市里,太平天国实行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取消家庭,将男女分开分别编入男馆女馆、男营女营,夫妇不得同居,母子、父女亦难得相见。丈夫到女馆探妻只能在离门数步之外问答,而且声音必须洪亮,让大家听见,以防说“私房话”。 

正当汪士铎落进太平天国军营的同时,他的妻子女儿也被送进了女馆,这些读书人家的女人被迫从事担货、挖壕、负米、砍柴一类的差役,并时时受到“贼婆”们的凌虐,惨苦之状,几番欲死。因太平天国有老人馆之例,三月,汪士铎由女婿谋于太平军头目,方离开军营,允其在家立老人馆,但此时妻女常住女馆,家人遂相离散,互不能依。而为逃避差役,汪士铎也不得不整日东躲西藏。

显然,天国的这些制度与传统士人们所维系的伦理纲常完全背道而驰,而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则进一步将士人们逼上绝路。

天国规定,凡清朝的庠生、监生等,非天爵,一律革除功名。如此一来,读书人若欲寻进阶的门路,只得重新参加天国的考试。然而天国的科举试题却“不本四书五经”,而取自天王颁行的诏书,以“阐述太平真主救世的道理”。

那些自小诵读儒家经典的士人怎么能接受天国的“上帝真道”呢。陈作霖在《可园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自己17岁陷在南京时见到“贼书”的态度,“《三字经》《幼学诗》、天条十款,大略言:天地系天父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兄耶稣以救世受十字架刑,人当崇信其说,不可为红眼蛇精阎罗妖所惑。阅未终篇,不禁失笑。”《金陵纪事》一书的作者则直言:“所刻《三字经》等书,不如驴鸣狗吠。”

因而,天国即便实行科举,对饱读诗书的书生们而言,却形同虚设。1853年八月初十为东试的日期(为纪念东王生日),天国政府出示令士子提前十日到诏命衙报名,可是如期报名者不到五十人,天国于是展限十日,鸣钲传令,不应试者斩,整个南京前往应试的各色人等仍不及三百人。那次考试试题为:四海之内有东王。一位胁迫入试的秀才王某,借机作诗讽刺道:“四海皆清士,何容此陆梁!人惟知北阙,世竟有东王。……杀贼应凭向,殃民总是杨。……”杨秀清见后大怒,遂处以极刑而死。

死亡成了“卫道”的士人们难以逃避的命运。当时,清末一位有名的画家汤贻汾,曾任满清高官,年老致仕后也居住在江宁城内。南京被破时,他着好衣冠,伏在地上向北九叩,悲泣地说道:“臣老惫无状,不能死疆场,请为历以杀贼!”然后投池而死,身上的衣带里是他最后写下的绝命词,其词写道:“死生终一瞬,忠义贵千秋。骨肉非甘弃,儿孙好自谋。故乡魂可到,绝笔泪难收。蒿葬无遗憾,平生积罪尤。”

汪士铎突然掉进一个由“天命真圣主诏书”“天条书”这样一些话语构成的世界里,偏偏他又作不出“上帝权能诛灭妖氛”“一统山河乐太平”这类的题目,天国里怎么会有自己的位置?

如果在此之前他犹犹豫豫、患得患失,说书籍繁重、拖家带口而逃难不便的话,那么到了这时,家中财货已被抢劫一空,儿女遭难,再留在城中根本毫无出路,汪士铎已无所顾忌,决定离开这“天国”世界了。

到了十一月,汪士铎终于等到了出城的机会。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 避难绩溪

1854年7月,汪士铎辗转数地后,来到五百里外安徽南部山区的绩溪,开始了一段战乱时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那里以授徒为业,聊以生计,并自号“无不悔翁”,这个号本身便有些万念俱灰的心态。

之前,读书人那种匡扶大计的雄心壮志,也曾激荡在汪士铎身上。太平军到达南京前夕,汪士铎曾以三事上奏当局:一、勤采问,二十里设一局,自省至安庆,自安庆至湖北,日十二时动静迅闻。二、求人才,不拘资格。三、易置要冲沿途文武官,令能保此方者受之,不拘何人……然而当局并不以为然,说“此格于例不能行也”。不无失落的汪士铎无奈而罢。

士人们报效之路的日趋狭隘,使得运蹇不遇的汪士铎似乎只得在僻远的山野屈居生活,但山村的僻静却难以抚平他激愤压抑、委屈不平的内心。他不断地抱怨着琐碎的生活,来到绩溪后,他说当地天太寒,山气重,地太狭薄,山太多,水太少,室太暗,俗太野,人太固执,宫室制太雷同,太晦暗,床太狭,床不平,食物太少,俗太苦,食太硬太咸,房窄狭黑暗如狱,如地狱无窗,衣狭小窄促,虫太多,蚊太多。生活上也是种种的不如意:柴太贵又要自劈,百物贵至数倍……

在讲求温柔敦厚、修齐治平的传统道德中,对于世俗琐屑生活的过多不满与注意,往往会损害一个有修养的士人的品格,但这似乎已不能令汪士铎克制住心绪的恶劣。其无休止的抱怨背后,是战乱给这个老人所带来的,且当时无人体谅的伤心欲绝。

汪士铎一共有过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但从四十岁以后,他便开始不断忍受着子女一个个夭折的不幸,长大成人的只有长女、次女及三女。而太平军之难中,次女不久便绝食自尽,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时,逃亡的长女也投水而亡。消息传到绩溪,对汪士铎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两女生前曾是汪士铎最深爱的子女,汪士铎清晰记得自己编史志时女儿们一旁帮忙的样子。女儿去世后,他“日则恍惚,夜则神魂不安,梦书惊呼”,目睹亲人凄苦不幸,自己却不能顾恤,那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便成了其不堪承受的“生女之害”。

从来到绩溪的第二年,汪士铎开始以笔记的方式记下了大量他在南京等地所目睹的惨状,而且开始痛切地反省政治、思想、文化的种种问题。也许是现实人生的苦难在他内心留下的伤痕太过深刻,“一些可能是古往今来最激烈、最偏激、最极端的议论”,在汪士铎的头脑中闪现出来。

他激烈地批判儒学虚浮空洞,“徒美谈以惑世诬民”,不能救世。他说,孔子之弊在于“过仁、过文”“讳言兵”,“长于修己、短于治世”。他提议政府“禁读《中庸》等大话”,更要把全天下道学家像除草杀禽般除尽。他希望秦始皇复起,统领白起、王翦、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等猛将或剧盗,“为苍苍者一洗之稂秀”“杀无道以就有道”。

在那个沮丧的年代,如果说走投无路的底层士人,只好在疯言疯语般的文字里,发泄自己内心愤恨、激荡的情绪的话,那么,与此同时,大局的败坏,令体制内的士人们也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1853年,太平军攻占安庆,安徽地方一片混乱,李鸿章回家参与兴办团练,但满腔雄心壮志,却不料一败再败,一事无成,曾作诗“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可见其潦倒悲凉的地步。1855年,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的第二年,曾国藩便被石达开重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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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幕

1859年正月,应胡林翼之邀,汪士铎离开了绩溪,前往湖北。与此同时,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瀚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一年后,曾国藩督两江,驻军祁门,汪士铎也入幕为之策划。

极度动荡的局势,令人们意识到那是一个急需变革的时代,但文化上却是一个“因循、疲软的时代”。在最需经世致用的时候,讲究仁政、王道的儒学在社会性与实用性上就显得不怎么令人满意了。于是,也就不难理解,汪士铎为何大肆批判儒学无用,主张兵刑,主张杀人,为的就是给文化中注入一股亢厉之气。

这个时候,一个渐渐明朗的出路似乎浮现出来。以曾国藩为首领,聚集在一起的这批儒生,以卫道为使命,将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重新挥发起来。在传统的秩序里,曾国藩以儒带兵,以自身浩博充沛的元气,重振起这个已是千疮百孔的社会里最后一丝活力与生气。

王安定在《湘军记》中说:“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这正是对那一过程的说明。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南京,扑灭了天平天国。在这个过程里,曾国藩以学问建立起无尚的“事功”。他的成功似乎又为传统士人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榜样,然而汪士铎的心里,却依然绝望。

在绩溪避乱时,汪士铎注意到一些底层社会的细节,比如:他住在蔡邨时,通村千余家,竟然没有一本官历,“四书五经殆如天书,古或有之,今亡矣”。汪士铎感觉到比儒家经典更有力量,更能影响下层群众的文化资源乃是小说演义与世俗戏文,在整个社会的根基中,儒学已经根本没有发挥影响的空间了。

当时,对于汪士铎这种底层的士人而言,他们既无法达到曾国藩的宏深,又无由接触到西方的思想资源,因而他们的议论只是在旧文化里打转,翻来复去,始终跳不出传统的框架。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中说:“他们亲眼看到帝国已是一具被蛀空了的躯壳,是一具烂尸,大风一吹,便无影无踪,但是却显然没有发现新的出路。”这或许就是当日士人共同面临的困境。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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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身后名

1864年冬,离家11年后,汪士铎回到南京。他修葺好金沙井的老屋(干王曾作为府邸),从此杜门却扫,颐情坟典。他在庭阶前杂植桐竹花卉,每日徜徉其中。曾国藩虽尤为礼遇,汪士铎终“却不复出”。而且乱平东归后,汪士铎以无子孙,心境日恶,亦“不愿有所著作”,直到在孤寂中慢慢老去。

汪士铎曾自言,战乱之后,他在绩溪避难时所写的笔记乃是其最为珍重的文字,较之诗、词、文等更为用心着力。然而令人不解的却是,在他晚年,他的学生帮其刊刻文集时,汪士铎却将这些笔记藏匿了下来,“有所讳忌不欲示于人”。因而直到去世后很久,也无人知道,汪士铎的内心究竟还藏匿着怎样的秘密。

汪士铎死后,他的遗稿到了山西,其中两种在绩溪所写的笔记,为史学家邓之诚所得。1935年夏天,邓之诚开始整理这些手稿,发现稿本上的文字“纵横涂乙,几不可辨”。通过校理辑录,邓之诚将手稿编次为三卷,因为这些笔记主要是乙卯、丙辰两年所记,因而题名为《汪悔翁乙丙日记》。

随着《乙丙日记》被清晰地整理出来,人们发现,七十多年前一个默默无闻的士人,对于人口问题竟有那么深入的思考,以至于后人惊呼汪士铎才是“中国的马尔萨斯”。

汪士铎是最早意识到太平天国爆发是与人口增长有关的人。他认为,世乱之由,“皆人多之害也,使减其民之十之七人,则家给人足,驱之为乱亦顾恋不愿矣”。清中期以后,中国人口急剧增多,而又以人丁兴旺为贵,生育毫无节制,在汪士铎看来,这样日积月累必然会引起天下动乱,这是清帝国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困境。

 他说,小民累于家口,迫于生计,而粮田日少,长此以往,“不必有权相藩封之跋扈,不必有官宦宫妾之擅权,不必有敌国外患之侵凌,不必有饥馑流亡之驱迫”,灾难已不可挽回。他在《乙丙日记》中写道:“修养久而生齿繁,文物盛而风俗敝,盗贼众而有司不能捕,遂畏例而壅于上闻,处分繁而吏议日以苛,遂拘泥而不能破格,虽上无昏政,下无凶年,而事遂有不可为者矣。”

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屡屡感慨人口增长的危害,进而将人多的原因归结为女人多。当时极深爱的女儿的种种不幸,又令他无法自拔地感受到“生女之害”的苦楚。于是,他进而想出了一套“长治久安之策”。他希望政府“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汪士铎建议“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另外他还提倡女子早死,主张严立妇女儿童之刑。

在秘不示人的日记里,汪士铎毫无顾忌地放纵着自己的情绪,这些文字也为他带来了最多的争议,以至于令人们读了“头目皆痛”。1941年,为了“正人心”起见,史学家张尔田专门著了一本书《〈乙丙日记〉纠缪》,对汪氏逐条反驳。张在书中将汪士铎和五四时期的吴虞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名教罪人。另一些人对汪士铎的批判也毫不客气,说汪士铎“身未灭而嗣先绝”,乃是罪有应得。

汪士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极私隐的笔记,会令他在身后暴得大名。那些“偏宕”的思想,有时令人咬牙切齿,但如果了解到太平天国给他带来的创伤,这些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在离乱岁月里切齿腐心的痛楚?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8月刊:出天国记_太平天国16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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