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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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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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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马达  

2011-10-13 11:00:37|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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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郑重

他没有把自己当做老领导和下属,没有把自己当做官员,而是把自己定为了一个报人。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有两句颇具风骨的话,一句是“作为一个报人,为了坚持真理,可真不容易啊!”另一句是“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

马达走了。马达留下许多故事。

报人马达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 一

先讲马达跳舞的故事。

上海本是十里洋场,歌舞厅和咖啡馆一样,有专职陪人跳舞为生的舞女,应该是一种文化活动,进入舞厅,踏进舞池的人都有礼貌,有着华贵的绅士风度。解放前的上海,中产阶级、上层社会的人,如果不会跳舞,总认为是人生的一大缺陷。

新中国成立之后,跳舞成为禁忌,把跳舞看做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不准跳舞了。老上海人到了新社会,不让跳舞怎么生活呢?许多爱跳舞的人开家庭舞会,由公开转入地下,有的舞者以“流氓阿飞”或“坏分子”的罪名,被送到白茅岭去劳动改造,搞得上海人谈舞色变。就这样跳舞被封闭了30年。

1980年,上海工业展览馆中大厅举行交谊舞会,笔者不会跳舞,闻讯赶到舞场,看到我认识的文艺界、新闻界有不少人在那里跳交谊舞。男的脱去中山装,换上西装,女的脱去两用衫,穿上各色各样的衣裙。我感到这是上海冲破禁区、改变社会沉默空气、丰富人们生活的开端,随写了3500字的新闻,交给夜班编辑部。马达的工作重点是抓好头条,管好评论,对这样短的新闻不是太注意。但他看了这条新闻,兴奋得手舞足蹈,决定把这条新闻放在新闻版的中央地位,加了尾花和花边,处理得极为醒目。马达回过头来对我说:“为什么事先不对我说,今后哪里有舞会,我去跳舞。”

第二天中午,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人打电话来,问我:“上海不准跳舞,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新闻。”我唯唯诺诺地作了回答。饭桌上,我把宣传部领导人的意见告知马达,他做了一个怪相,只是问:“今天还跳吗?”我告知他在老地方。这天的傍晚,他带着报社的几位女记者赶赴工业展览馆大厅,参加舞会。又过一天,报社男女记者有不少人去跳舞,马达还带着女儿去跳舞。

从跳交谊舞开始,我们又组织了轻音乐、室内乐及流行歌曲的报道,然后又从报纸版面移到广场,组织大型流行通俗歌曲演唱会,许多歌手纷纷登场,成了开创流行歌曲一代新风的名角。

■ 二

再讲他不批《苦恋》的故事。

1981年4月21日一早,新华社播发《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解放军报》负责人给《文汇报》主管夜班工作的张伏年来电话,说明这篇文章重要,希望再度合作。在此之前,《解放军报》报道了聂荣臻元帅和日本小姑娘的事迹,《文汇报》和他有过很好的合作,所以此次有“再度合作”之说。张伏年回答:等我们看了稿子再说吧。新华社为此特别发了一则“公签”,要全国各报以显著地位转载。“公签”即是命令,一般都要贯彻执行。

这天早上上班之后,马达刚到办公室,即接到市委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的电话,要《文汇报》转载此文。中午刚过,新华社电讯稿已到,马达看了全文,感到语言十分严厉,全文是政治批判,文章的末尾结论是:《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苦恋》是军队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拍成电影叫《太阳与人》。这部电影马达是看过的。影片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和非人遭遇,境况凄惨,影片的结尾画面,一个血红的太阳从地面升起,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个受伤的人伏在雪地上艰难地爬行,两相对照,马达理解这是强烈暗示:领袖被无限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却被残酷地践踏了。马达说:“看到最后使我透不过气来。影片采用这种隐喻、夸张的手法,我感到太离谱,煽动性太大。”但是《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那种批判,他又不同意。

此事非同小可,作为红色报人的马达,感情在矛盾中。马达立即召开党委会及编委会进行讨论,并把文章带到会上请大家阅读。大家看完电讯稿,一致认为三中全会之后,知识分子还在惊魂不定、心有余悸中,这一批,一围攻,大家都以为又要搞政治运动了,而且全国转载一篇批评文章,无异是重复当年大批判的做法,大家一致决定不转载。会议进行期间,那位领导又来第二个电话,傍晚又来第三个电话,都是督促马达转载此文。第二天《解放日报》在一版转载了,《文汇报》按照马达对版面的安排,没有转载,那位领导来了第四次电话:“《文汇报》为什么不转载?”《文汇报》领导当时认为《苦恋》不是没有错误,但要用正确方法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马达找了文艺部、评论部,拟定了《评电影剧本〈苦恋〉的错误思想倾向》,对《苦恋》提出批评。在讨论题目时,那位领导又打来第五个电话,马达不接,要党委副书记刘庆泗接,并作记录:你告诉老马,不转载是不对的,看风是要倒霉的,危险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经过市委的。马达看了电话记录很不高兴,那位领导说“跟风”,跟谁的风,跟什么风?

马达虽然心中有气,但对“经过市委的”这话没敢等闲视之,他马上去拜望市委书记,问市委是如何讨论决定的。市委书记说没有讨论过。马达又去拜望那位主管宣传的领导,陈述了不转载的理由,那位领导也说不出不转载错在哪里。第六次电话,刘庆泗挡了驾,说老马出去了。第七次电话,马达听了,领导在电话中说:“你们做得不漂亮。我们的关系蛮好嘛,你们这样做,以后我们怎么相处,怎么做朋友啊……”马达拿着电话机,不知如何回答,半天说不出话来。第三天,市委办公厅通知,说书记处开办公会议,讨论《苦恋》问题,请马达列席。马达怕抵挡不住,拉着陆灏一起去。在会上,批评的矛头直对马达,陆灏说,这是《文汇报》党委的决定,不是马达个人的意见。会上争论了一番,不了了之。回到报社的当晚,马达把《文汇报》批评《苦恋》的错误思想的本报评论员文章送审,石沉大海,连个回音也没有。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马达是如何对自己定位的,他没有把自己当做老领导和下属,没有把自己当做官员,而是把自己定为了一个报人。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有两句颇具风骨的话,一句是“作为一个报人,为了坚持真理,可真不容易啊!”另一句是“我尊敬领导,但我更尊重真理。”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报人风采啊。  (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10月刊:大唐的秘密_开元时代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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