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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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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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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振和他的世界  

2012-05-21 11:01:18|  分类: 鉴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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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 | 庄秋水

吴之振和他的世界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在遗民们心中,1644年明亡于清,与宋灭于元,具有同等的意义。中华文化在这两个关节点上都出现了深刻的变迁。所谓民族兴亡,家国盛衰,人生哀乐,都汇集于此,凝结在吴之振与他朋友们的笔下,并在三百年后浮现于今人目前

 

1694年的一天,衰颓侵袭了五十四岁的吴之振。也许是江南冬日的晦暗影响了他的情绪。相交多年的朋友们逐渐离世,可以彼此砥砺研讨诗文之人屈指可数。再加上家事冗杂,吴之振难免要慨叹学业日益荒落。

或许回忆是最佳的解愁除闷之法。他翻阅自己从前的诗文,在字里行间寻觅着往日的雄心和雅韵。当他读到《寻畅楼诗稿》的序言之时,泪水涟涟,以至化开了纸上的浓墨。那是多年前亦师亦友吕留良(号“晚村”)为他的诗集所做的文字。如今晚村过世已逾十载,他的坟墓已是芳草萋萋。尽管两人在最后的十来年里,因为志趣不同,往还渐行渐少,如今看到老友当年的勉励之语,吴之振还是伤感万分,三十多年来的情谊离合历历在目。

 

残山剩水下的遗民记忆

对吴之振来说,1663年前后的那些年,塑造了他生命的底色。自从十年前在童子试科场上结识吕留良,他便跟随晚村学习诗文。在那些狂歌邀月、静按琴徽的飘逸岁月里,成长于新朝的吴之振踏入了一个如蚕茧般编织而成的世界。

此时,距离明清鼎革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江南惨烈纷扰的岁月亦已成为回忆。三十五岁的吕留良开始试图找回自己的精神生活。他的侄子吕宣忠惨死的血痕虽不曾减淡,但新朝似乎已经稳如磐石。他放弃了流亡生活,回到家乡,甚至在家族的压力下,去参加清朝的科举,成了异族朝廷的一名生员。这成为他一生迈不过去的心理疾困。甚至在多年以后,他被牵连到一场莫大的文字狱,家族受到残酷惩罚,自己亦被剖棺戮尸,那位满清的皇帝仍然忿忿不平——你吕留良做了本朝诸生十余年,然后幡然变节,又做明朝遗民,如此悖逆反复,无耻!可鄙!

这年正月初七,在吕留良的水生草堂,黄九、陈湘殷、紫绮兄弟等名流汇集一堂,二十四岁的吴之振躬逢其盛。他们饮酒唱和,还去东庄赏梅。吴之振写下“不须惊世路,聊此豁心胸”这样的诗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身处当代声誉最高的文人行列时的振奋心情。

很快,又一位大儒黄宗羲也到了崇德(石门)。他应邀来吕家设馆教授吕氏子弟。于是,品诗题画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段堪称快乐的文会时期,饱经亡国之痛的吕留良亦称之为“唱和甚乐”。这年夏天,吴之振和侄子自牧开始选刻宋诗,搜集勘订,几位前辈皆参与其间。数年后,吴之振将以此获得文坛认可。

诗酒聚会一向在晚明文人生活图景中不可缺少。在度过清初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煎熬之后,文人们又有了找回过去习惯的动力。只不过,奢侈靡丽的晚明风格已经不复重现,而是“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桃花扇》)的寄情反思。虽未曾有过像晚村那般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思,时常浸润于身边人的亡国悲情与伤悼气氛,吴之振亦难免深陷遗民记忆之中。在他们品赏一幅《宋石门画辋川图》时,吕留良回忆他在顺治初参加义师抗清,身受箭伤的往事。年轻的吴之振亦在和诗中写道:“君不见残山胜水莫悲歌,朽缯败纸为身累。不如与君领略盆池山,沃君醇醪拭君泪。”

这年重阳节,吴之振随吕留良冒雨踏着泥浆集饮。晚村的表兄黄子锡拿出了一幅珍品、宋遗民陈仲美所画的《如此江山图》,众人边喝酒品赏,边和韵赋诗。参加这次聚会之人谁都未曾料想到,几十年后,他们在题咏中的感叹牢骚,居然触发了湖南一个读书人的神经,由此引发出一段弥天大案。而吕家不仅遭逢大难,晚村的名字在印刷品上亦只得以“”出现。

秋风卷起了庭前落叶飞舞,穿过轩窗,苏醒了在场中人的心中隐痛。“展卷未完寒具设,双眼如花心欲折”,吴之振题写了诗作之后,吕留良在潺潺细雨声中,为这幅画作序。他追述了此画的来历,接着提醒观画者,在画上题序题诗的那位“元遗民”,和原画家“宋遗民”不可相提并论。在诗的结尾,他请求黄子锡“为我泼墨重作图,收拾残山与胜水”。

在遗民们看来,1644年明亡于清,与宋灭于元,具有同等的意义。中华文化在这两个关节点上都出现了深刻的变迁,朝代更替更是历史悲剧。所谓民族兴亡、家园盛衰、人生哀乐,都汇集于此。吕留良在题诗中说,“亡国之痛不绝齿”,正是在天崩地解之际,未能死节而选择了生的许多遗民们终生走不出的尘网,也几乎是他们毕生讨论的题目。所谓“悲歌亦学宋遗民”,吴之振在吕留良、黄宗羲帮助下编选《宋诗钞》,不能不说正是怀念先朝的一种心理隐喻,同时亦是对华夏文化正统的一种葆举。三百多年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宋诗钞》正是最基础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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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与“处”的两难

随着时间推移,遗民们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环境。清初一些读书人心怀家国之痛,或高蹈不仕,或埋首土室,或遁迹空门,或潜心著述、课徒授业,或者干脆寄迹山林,浪游天下,对新朝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然而在绵延近二十年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匡复明朝的希望已经极为渺茫。遗民身份是无法世袭的。在新朝成长起来的二代遗民们,往往已经没有了父辈由于锥心之痛而效忠故国的道德责任感。

这种分化直接影响了吴之振的世界。他和吕留良的关系,原是十分的相洽。自从相识以来,他跟随吕留良学诗,进入吕所代表的那个世界,然后在那个世界里熏染、氤氲,并得以跻身第一流的文人之列。而较为丰裕的家境,又使得吴之振可以不时接济生活困顿的吕留良,尤其是1666年吕留良放弃诸生的身份之后。就在重九聚会之后,吴之振奉母亲之命,把家中收藏的山茧绸赠送晚村。在写给吕的诗中,他说自己是俗人,难以消受这样的故国旧物,因此赠给吕留良。而晚村果然十分欣喜,写诗应答,在“江南遍地着韦毡”(“韦毡”泛指少数民族服饰,此处特指满族衣着)的时候,他可以“闭户独裁方护领”(“方护领”原指汉代儒生服饰,此处喻明朝服装)。对对方困境的体贴和精神的呵护,洋溢着读书人之间温情动人的不俗交谊。

在孤寂荒漠般的遗民精神世界里,身边有志合而道同的三五知己,确是可以纾解心结的重要途径。然而在1666年前后,吕留良不只与比自己年长的黄宗羲决裂,与比自己年幼的吴之振之间,也发生了裂痕。这年春天,吕留良到石门县教谕陈湘殷家中,告诉这位文友,自己从此放弃诸生的身份。过去数年,他曾在诗中反复表露这一心迹,如今获准县学除名之后,他将自己的行为比喻为文姬归汉。

而这年八月,吴之振则积极参加乡试,可惜未中。他毕竟还是放不下科举仕途。此后,两人由于石门知县而关系紧张。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吕留良描述此前两人的交情,“冀各有所成就,非世俗征逐酒食往还体面以为欢也”。也许是期许过深,一旦有所不洽,便如骨鲠在喉,虽经朋友说合,但内心已有了隔膜。

数年之后,吴之振《宋诗钞》定稿。他迫不及待要与全国的读书人分享这部饱含才华和野心的学术成果。1671年八月,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吕留良颇不以为然,在给吴之振的信中,他告诫这位朋友,“诗文风雅”,当“自重于儒林”,他相信以吴的才华,定然会获取声名,天下钦慕,又何必去京师追名逐利。

事实上,读书人流向京城,谋取功名利禄,正是当时逐渐形成的风气。这被视作是明代以来所未有的“士风一变”(杨念群《何处是“江南”?》)。顾炎武因此感慨读书人轻浮竞逐,不能持守志向,就是他的门人也要游历京师谋讨生活。七年之后,康熙皇帝下旨,要求三品以上的京官和在外的督、抚、布、按等官员举荐学者,无论是已仕未仕,参加皇帝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对于坚守遗民立场的学者来说,这便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其中便有顾炎武、傅山、吕留良、黄宗羲、朱彝尊等人。而像阎若璩这样的遗民二代,听闻自己被推荐参考特科考试,便极为兴奋。

种文坛习气之下,吴之振想到北京碰一碰运气,也在情理之中。他为“公关之旅”准备了不菲的钱物。百余部《宋诗钞》分送名流大家,请求评鉴,真个是轰动京师,以后还置放在了乾隆皇帝的书架上。此外,像他送给王士祯的礼物便堪称贵重:宋椠本《徂徕先生集》和明代制墨大家罗小华所制之墨。藉着名流推重,他希望可以捐得一官半职,然而最终也只得个中书内阁的虚职。不过,僻居石门的吴之振,倒是由此得以结交京城的文章巨子和政坛显要。

然而,很快他便发觉京师的生活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他认识的故友亲朋在官场不得意,许多人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而已。老友吴光就在他客居京华之时逝去,老病无钱,还要他这位朋友代为谋划葬仪。于是,在次年春天,吴之振便决意离京南下。京中文人聚集于城南梁园,赠诗为他践行;有可能这种送别的宴席不止一次。自古以来,送别寄怀便是诗歌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赠行诗》除了勾勒出吴之振在京城的交际圈,也透露出仕清的江南文人们的微妙心态。与吴之振和他背后的那个世界的联系,亦是他们与过去的联系,或许可以平衡他们内心深处由于出仕带来的负疚感。

如今再读《赠行诗》,或能想见吴之振的春风得意。譬如田雯说他“风雅扶元宋,才名继李何”,尚不过是称赞他编选宋诗之功,许宾的赞美则可谓文人间的互相称许:“北雍昔列三千士,南推第一人”。同在京师的陆元辅则称赞他“清狂”“矫矫能自异”,在唯利是图的京师士林中鹤立鸡群。煌煌《赠行诗》说明吴之振此次北上,虽不曾真正进入官场,却也堪称不虚此行。在京师这个名利窟中,他以实力获得了一众名流认可。客观上陈廷敬、陈维岳、田雯、王士祯等著名诗人的赞誉,又直接扩大了《宋诗钞》的影响力。而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和此后浙东诗派的确立,在在都得益于这部《宋诗钞》。

对决意南返的吴之振来说,从“出”与“处”的漩涡中跳出来,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清晰可为的划。

 

隐居岁月

1675年七月,石门城西“黄叶村庄”新开的一块菜地,在连日的雨水滋润下,长势喜人。主人吴之振心情舒展,作了两首《种菜诗》,遍邀天下名士唱和,种菜而后题咏,正是士大夫隐逸之风的代名词。汪琬、尤侗、黄宗炎、黄宗羲、顾湄等人和作不断。吴之振把《种菜诗》的唱和之作依次编排成册,让和吕留良一向交好的吴自牧拿给吕留良看。

就在上一年,吕留良从南京回来后,正式移居南阳村东庄,他放弃了炙手可热的时文评选工作,也不再远游他乡,过起了彻底的隐逸生涯。对《种菜诗》及诸家题咏,他的评价极为严厉,认为那些和诗“不堪置目”而“不觉失笑”。对吴之振的悠游岁月,和诗中黄宗羲所称道的黄叶村庄的祥和安乐,吕留良不以为然。吴之振在《自和种菜诗》中说“论担街心买大瓜”,和之者也说“但了残书咬菜根”“种此名根尽忘却,逢人不道故侯瓜”,吕留良在和诗中则反诘“燕麦兔葵争一笑,此间那有故侯瓜”。在他眼里,唱和题咏者大都已是新朝子民,在朝在野,均非逸民种菜,不过是附庸风雅,是他口中所谓的“时辈”。而他吕留良困守道行,坚毅孤决,不肯因清廷的日渐稳固而稍改初心,因此当黄宗羲建议两人复交时,他断然写了三首诗拒绝。

吴、吕两人虽时有唱和,但两人已经渐行渐远。吴之振像许多江南文人那样,流连诗酒,参禅悟道,早年的狂放激愤早已不再。而僧佛向为程朱坚定信徒的吕留良所深恶痛绝。“盖所争者在志趣,不在事迹;事迹可以修饰,志趣不可以修饰也”,在写给好友陈廷起的信中,吕留良道出了两人友情破裂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两人的分歧,代表了许多明遗民入清后的不同路径选择。

进入17世纪末年,遗民领袖们纷纷逝去。1682年,顾炎武卒;1683年,吕留良卒;1685年,傅山卒;1686年,黄宗炎卒;1692年,王夫之卒;1695年,黄宗羲卒……遗民的凋零,明清鼎革最直接的记忆也随之消逝,不过,历史深沉的记忆已经种植在文化因子里。它的再一次复苏要到20世纪——又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在吴之振看来,死生聚散,不啻一梦。在留存下来的一张画像里,他目光柔和,气定神闲。他不会想到,以后他会受吕留良牵连而声名不彰;当然也未曾料到他会成为进入晚明遗民世界的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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