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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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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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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宗羲到吕留良:明遗民百年精神抗争  

2012-05-21 11:03:28|  分类: 鉴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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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 | 毛剑杰

从黄宗羲到吕留良:明遗民百年精神抗争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夷夏之辨』本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关目,每每改朝换代之时,中国的士子们就要经受一次煎熬,尤其是被异族取代时,这种煎熬更是格外痛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儒生们遭遇了更大的困境。

 

1660年,51岁的黄宗羲,度过了自16年前“天崩地解”以来,最为舒缓、悠闲的一年。这年8月至11月间,黄宗羲上庐山,览胜景,结交吕留良等林间抗清义士,与方以智、阎尔梅等遗民彻夜长谈,又到曾和清军激战过的铜陵等地凭吊。

而后,这个曾经在大明刑部大堂上锥刺杀父仇人、在舟山孤岛上与“鲁王”朱以海“落日狂涛,君臣相对”而甘之如饴,更曾组织“世忠营”与满清铁骑直接搏杀的血性文人,回到浙东余姚四明山下故乡的“龙虎草堂”,坐守“辛辛苦苦一茅堂”“三间矮屋盖芦花”。

生于宦竖当道、缇骑肆意驰掠的晚明,17岁时父亲黄尊素被害于锦衣卫诏狱,而后王朝崩塌、胡骑北来,呼啸席卷,神州易主。于剩山残水间,黄宗羲奔走抗争半生,他曾劈波斩浪冒死投奔的“鲁王”,却早在十年前就已云消烟散。

至前一年,清军荡平云贵川广,南明永历小朝廷几近土崩瓦解;郑成功、张苍水会师北征,也终以全线溃败告终。而弟弟黄宗炎的四明山立寨抗清,更是被清军一击而溃。复国已然无望,黄宗羲只能徒作“潮息烟尘之叹”:“五十栖迟一老生,残书破砚日纵横。深山雪合无人迹,终夜风来只虎声。”

抛开金戈铁马,只不过是藏起了国仇家恨。黄宗羲自称“留得残年事耕耘”。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著述生涯:《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此时的黄宗羲,认为武力推翻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那么,只能著书立说、培养学生,从理论上消解满清政权的合法性。

 

道统攻防

“夷夏之辨”本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关目,每每改朝换代之时,中国的士子们就要经受一次煎熬,尤其是被异族取代时,这种煎熬更是格外痛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儒生们遭遇了更大的困境。

以武力夺取天下后,清政府也在努力建构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修《明史》时隐没满清先人隶于明朝的事实、强调满清入关是“为故明复仇”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证明,其“治统”与汉族士人心目固有的“道统”合一,从思想文化上颠覆他们的“夷夏大防”观念。

是,从康熙开始,满清便一改此前主要以军事征服和民族高压而立威的偏狭政策,转而着手“文化”道统的重构。1668年4月15日,刚刚亲政的康熙帝,首次率礼部诸臣前往国子监视学,以示“尊孔崇儒”,第二年,康熙帝又颁布以“敦孝悌,重人伦”等儒家价值为核心的圣谕十六条。

到康熙十六年,康熙帝更是藉着《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之机更为明确地宣示“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治教合一,无疑在深层意义上契合了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为一般士大夫所乐于接受。

较之王夫之的决绝、顾炎武的平稳,黄宗羲的回应可谓通达。除了拒绝出仕、保证大节无亏外,并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清政府的活动,而他自己也不拒绝与一些清廷官员的交往。

通达之外,黄宗羲有着比同时代人更广阔的眼界。 他的思考显然已经越出了一朝之兴亡:“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百姓之忧乐”。

然而,时人并未真正认识到黄宗羲思想的闪光,他们看到的,都只是黄宗羲突然放弃武装抗清,终日埋头著书,还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一道创办书院,后来甚至对清政府的一些朝政、举措表示有限度的支持和首肯。

在此后撰写的文章里,他几乎全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并称清朝为国朝,甚至直称“本朝”。对于康熙帝,黄宗羲也多有赞美之辞,称“今圣天子无幽不烛”“天子留心文治”。

无怪乎,曾经的同袍、密友,都不理解,其中还有一道出生入死的亲弟弟黄宗炎、黄宗会,人们一度甚至怀疑黄宗羲已经“变节”。

同为抗清志士的好友吕留良,便因此与黄宗羲绝交了。吕留良曾参加过清廷的科举,受黄宗羲的影响后放弃了。然而,正当吕留良想在武装反清事业中再有所图时,黄宗羲却开始教育子弟参加科举,自己也不拒绝与清廷官员往来,两人的决裂之因,由此种下,后来吕留良大骂黄宗羲“议论乖角、心术锲薄”,黄则称吕留良是“石门一狂子”。

吕留良渴望邀友归隐,其《藕耕诗》写道:“各有好山思便住,竟无长策老相催”。黄宗羲则在《宋石门画辋川图》诗中答复称“吾家二百八十峰,九题皮陆唱和始”,委婉谢绝了吕留良归隐共居的邀请。

对归隐态度的分歧,尚未影响两人的友谊。但后来黄宗羲在《复秦灯严书》中,与吕留良同和《种菜诗》,更反映出两人的人生态度已然有别:吕留良在眼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即全力投入到程朱理学的研究与推广中,并与清廷采取对抗态度。而黄宗羲已由早年的积极抗清,转向了著书立说,并对清廷的态度有所转变。

 

天地元气

步入知天命之年后的这种变化,或许正是黄宗羲的通达之处。 

事实上,黄宗羲终其一生屡屡拒绝清廷征召,于大节上并无可指责之处。

关于坚定不仕的心态,黄宗羲在《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一文中阐述得很清楚:“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显然,他将“不仕”作为遗民的最高原则,至死未曾动摇。

黄宗羲太长寿了,一直活到1695年才去世,享年86岁。

寿则多辱,历史给予黄宗羲误解、煎熬中的漫长人生,而他回报历史的,却是泽被千秋的文化长城。其后半生的矛盾心态及对清廷的有限认同,正是在清政府文化消解政策面前,整体汉族士人群体挣扎、犹豫、徘徊的写照。

如此,或能理解黄宗羲临终时但求死后尸骨速朽的奇特遗嘱:要散发,不绑辫子;要裸葬,不穿满族的异族寿衣;要躺在石棺里,期待迅速腐烂。

在黄宗羲心中,他的一生是失败的:父亲被杀时,他没能陪伴一起对抗;老师刘宗周绝食身亡时,他又为了抗清匆匆离去;朋友们在抗清战役中殉国时,他依然苟活了下来。他战斗过、抗争过,却没有死在沙场,而是活到80多岁的高龄。他晚年的事业也不为世人理解……

 

从未断绝的火种

羲去世时,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同袍故友,以齐名的同时代遗老,多已作古。连比他小20岁、先志同道合后又恶语绝交的吕留良,也已在1683年去世。

然而,正是这个只活了55岁的江南才子,将明遗民的精神抗争史,延续到了身后数十年。

就思想而论,尊朱辟王的吕留良,并没有比黄宗羲或王夫之见识更为高远之处,然而吕留良对“立志重节”看得极重,“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

在他看来,夷夏之辨、民族气节,不仅是天下域中第一事,更是做人立身的根本。正因此,在他开始质疑黄宗羲的气节时,两人的友谊便已经出现了不可修复的裂痕。

吕留良还反对尊君卑臣,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不能同父子关系一样,而应该以义为重。他认为臣之侍君,在于“谏行言听,膏泽下民”,而不在高官厚禄,对于“只多与十万缗塞破屋子,便称身荷国恩”的人,极为鄙夷。

这种异端思想,对立根未稳的清王朝来说,不亚于洪水猛兽。

火种播下,终有燃烧之时。令他在身后数百年间名扬天下的,却是去世49年后的那桩著名“文字狱”:吕留良去世后,其弟子及湖南人曾静等人崇奉其说、为其广播,后曾静策动川陕总督岳锺琪反叛,被告发下狱,甚至牵连吕的两个学生也成为满清屠刀的祭品。

这起文字狱不但牵扯到反清宣传,还有实际的谋反动作,更引起了雍正皇帝以万乘之尊亲自操刀写出奇书《大义觉迷录》为自己辩解,与吕留良辩论。

死去数十年的吕留良,令满清皇帝极为恼火:康熙时代的“朱三太子案”,雍正时期的曾静谋反案,乾隆时期的齐周华反书案,都与吕留良有着直接关系。满清朝廷全盛时期的三个皇帝都被这个只有一支秃笔的文人所折磨。于是,曾静案发后,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后人60余口,则被发配北疆。 

诡异的是,当清廷打开吕留良棺椁时,赫然发现其尸体上盖着一块红绸,红绸上写着“重见天日”。 

火种确实重未断绝。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还特地赶赴东北寻找吕氏后裔。他看到,吕家子孙在寒苦之地仍然秉承着祖先遗训:“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初,开原、铁岭以外,皆故胡地,无读书识字者。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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