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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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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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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遗民的江南  

2012-05-21 11:09:09|  分类: 鉴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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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 | 毛剑杰

石门:遗民的江南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早已成为中国士子们的精神故乡。一些著名遗民的蛰居之处,便成了文化血脉的保藏地。

 

1645年,已经鼎定中原的清军南下江浙。作为浙西北门户的嘉兴府,自然成为抗清重镇。嘉兴桐乡名士吕留良,便和侄子吕宣忠一道,在此时投笔从戎,“散万金之家以结客,往来湖山之间,跋风涉雨,备尝艰苦。” 吕留良还在抗清第一线被流箭射中大腿,从此留下了每逢阴雨就腿脚疼痛的终身隐疾。

比吕留良大20岁的黄宗羲,则辗转东南海上追随鲁王朱以海多年,亲自组织抗清武装“世忠营”,甚至远赴日本长崎借兵。

此时的绝大多数江南士人,都和吕留良、黄宗羲一样,将明清易代视为“亡天下”,而“走向成熟的江南文化,早已成为中国士子们的精神故乡,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旗帜,岂能不拼死捍?”(田崇雪《遗民的江南》)

于是,他们主动将自己归入了遗民行列,采取激烈或不激烈的反抗,迥异于他们数百年来“杏花烟雨”中诗酒悠游的纤弱形象。

唐宋以降,江南逐渐成为天下财赋集聚之地、士大夫渊薮,而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渐渐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移向江南,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所认为的:“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史所稀见。”

尤其是晚明江南,苏杭富庶冠天下的同时,也孕育出了至为张扬凌厉的士风。一方面,士子们沿宋元旧习,结社成风,松江有几社,浙江有闻山,昆阳有云簪社,苏州有羽朋社,杭州有读书社。各地文社均统合在复社的旗帜下,与在朝的东林党人同气相求,“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民间政治力量。

1645年6月15日,清廷颁“剃发令”诏书往江南,恐吓称“凡不随者,杀无赦”,然后,反抗怒火在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熊熊燃烧,松江、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每每全民皆兵,清军只得屠城泄忿。屠嘉定、屠扬州、屠嘉兴、屠江阴……所到之处,无不血流成河,这也是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最烈的一次遗民抗争。

 

不可亵渎的精神故乡

1660年,江南武装抗清大业终究烟消云散。此时,吕留良则已经蛰居桐乡崇德老家12年。

按照通行的道德观念,遗民苟活于这个时代,天然是蒙着耻辱的,他们生存在狭小的空间中,不可出仕、不可交游应酬、不可讲学、不可为子弟谋科名……

于是,遗民们蛰居林间泉下,或如冒襄在苏州建水绘园,亭台楼阁诗酒自娱;或如黄宗羲栖身四明山下龙虎草堂,寒庐草舍埋头著述……然而,这并不影响遗民们在诗文酬唱中彼此结交,在精神上、在文化上继续抱团抗拒满清政府。

1659年,吕留良结识了黄宗羲。第二年秋天,在西湖边长眠着南宋高士林和靖的孤山,两位相差20岁的江南遗民一见如故,就此订交。

吕留良嗜砚成癖,黄宗羲便从其所好,赠给他一方八角砚,称“用晦之友即吾友,用晦之砚即吾砚”。这方砚台颇有来历,历经梅朗三、陆文虎、高雪交等抗清志士之手,而转赠吕留良,“治乱存亡泪堪把”。

一砚而牵动治乱存亡,蒙此厚爱,吕留良欣然赋诗相赠:“山烟海雾事何成,头白归来气未平。”而后,两人相约次年石门(桐乡)再会。

崇德,也即今天的桐乡崇福镇,有千年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在南宋时就是北方至杭州的交通命脉枢纽,因而日渐繁荣。“崇德(崇福)去都最近,数十年来,户口充斥,人物繁伙,士大夫临辱下邑,问俗兴替,探小胜,辄停舫过之”(《崇福寺记》)。在元、明时代,崇德已是江南极有影响的繁华市镇之一。

无疑,在这里,吕留良能聚集更多的同道知己。

1663年,54岁的黄宗羲如约北上,在崇福镇东南一里许的语溪吕氏梅花阁设馆,为吕氏子弟授课。这段时间,黄宗羲还常在吕留良家中水生草堂雅集,时以诗文相唱和,“起挑灯火寒焰生,蹴醒共话山居事”,这是吕留良与友人在一起的“最快乐的文会时期”。(包赉《吕留良年谱》)

此间,经常参与诗会酬唱的,还有同为明遗民的吴自牧、高旦中,以及吕留良年轻的小同乡吴之振。尤其是吴之振,正是他的参与,让石门成了当之无愧的明遗民江南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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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叶村庄的遗民印记

吴之振出身于当地一个自西汉以降繁盛不绝的望族“千年吴”,“承藉先世之业而田园加辟,资用不匮”(徐焕《吴母劳宜人传》)。吴之振生于1640年,在他成长的年代,明末的血火刀兵已然渐行渐远,但这并不妨碍他和遗民们的深厚友谊。

1652年,吴之振应童子试时,在试场与吕留良相识,两人定交于试席间,从此“诸事皆肩随而兄事之”。当时,吕留良25岁,长吴之振11岁。这一次被迫应清廷试,吕留良后悔了一辈子,诗中屡以“失脚”忏悔。但与吴之振偶然的相识相交,却大慰平生。

3年后,吴之振从留良学诗,自称“十七从君学赋诗,东涂西抹总迷离。”从此开始了一生漫漫诗路。

1663年,黄宗羲也来到了石门,吴之振又在吕家水生草堂中与之结识,品诗鉴画、切磋学艺、诗酒酬唱……在后人看来,这一时期,正是吴之振开阔眼界、诗艺大进的阶段。此时的吴之振,已是一位和遗民交往密切、受遗民思想影响极深的清初浙派诗人。

1676年,吴之振筑别墅于石门城西,今天的崇福镇南沙滩、崇德西路东端,因爱苏子瞻名句“家在江南黄叶村”,便命名为黄叶村庄。别墅内“亭台楼榭,曲水回廊,竹洲草庐,小山丛桂”,极为自然雅致。

明遗民释澹归则称“予间过黄叶村庄,涉其径则幽而深,登其堂则轩而旷,察其部署竹树丘壑,如阅数十百年之久,妙合自然”。从此,除了曾到杭州、苏州一带短暂游访外,吴之振基本上在这里过着一种半隐居生活:与知交吕留良,汾湖叶燮,浙东黄宗羲、黄宗炎兄弟,黄门高足郑梁等互相唱和,诗坛后辈如海宁慎行、魏塘魏坤等,也时时过访……然后,吴之振把这些唱和之作依次编排成册,这便是《种菜诗》。

而在吴之振自己的《黄叶村庄诗集》中,随处可见《十三日筠士过黄叶村庄》《张扶南郡丞携酒黄叶村庄同劳书升司马家青坛侍御分韵》《益斋许过黄叶村庄仍次前韵奉速》之类的诗歌,显然,那时节的黄叶村庄,称得上是风雅之渊薮、遗民之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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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留良亲家翁的石门县教谕陈祖法后来回忆道:“饮予吴氏园……是夕,清弦雅歌,备极韵事。复移饮,坐石上,谈论古今,至半夜方休。”后来陈世修《重修黄叶村庄记》描述称:“海内名流来为文酒之会,岁无虚日。”

显然,这处“三问老屋梅千树,十亩荒园水百弓”的别院,已是当时石门乃至整个江南文士雅集的重要场所

吴之振去世于1717年,此后,黄叶村庄作为吴氏私产,便传于长子世守其业:吴之振传长子宝林,宝林传集庵,但仅仅数十年后,黄叶村庄便荒废不堪了,“三径就荒,山石半坠,昔年酒痕墨沈之地,恒为鼯所窜伏……”

所幸,吴家斯文未坠,宝林的两个儿子集庵、恒斋宦游归里,兄弟俩商议修复名园,重续乃祖风流,修复的责任落到了宝林次子恒斋的身上。恒斋甚至请同是崇德人的画家徐玉熊(渭占)画了一幅《黄叶村庄图》,张挂在自己的家里,表明他作为吴氏的后人,有志于修复一代名园。

而后,他请来名匠大兴土木。3个月后,事竣。这是黄叶村庄的第一次修葺:疏浚了荷花池、曲水道,将河岸两旁的石头细致地整理了一番,又加固了危楼,废弃的长廊得以重构。修葺完成后,文笔俱佳的表兄陈世修作了一篇《重修黄叶村庄记》:“今兹复还旧观,坐巨石以盘桓,抚老树而徙倚。景物依然,风流可续。……志在不坠先之业,是皆可纪也。”

此后近二百年里,黄叶村庄仍然不断修葺。直到1920年代,家住黄叶村庄对面的当地人李溶汀,仍然看见吴家花园古木参天、荷花曲水,叠空的假山、亭之痕迹,以及散落在各处的灰白色太湖石。虽然人去楼空,但石峰、诗碑仍在原来的地方;荷花、睡莲也各归其位……

黄叶村庄之外,它的文化印记如《种菜诗》《黄叶村庄诗集》,也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几年前,与吴家渊源深厚的桐乡二中退休教师陈奇老人,将祖传的1878年再版吴之振《黄叶村庄续集》捐献给了桐乡市图书馆,书后有吴之振六世孙吴康寿写的跋文。这与《种菜诗》以及馆藏的《黄叶村庄诗集》《黄叶村庄后集》,共同凑成了完整的黄叶村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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