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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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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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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钓鱼岛   

2012-10-15 14:52:57|  分类: 专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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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东晓

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取名“尖阁列岛”来自英国,而英国对钓鱼岛列岛的称谓,来自中国闽语系。这个晚于中国400多年的“发现者”,自近代化以来,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企图占有中国的钓鱼岛,并将其“国有化”。

 

1996年,正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担任客座教授的郑海麟,查到了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收藏的《顺风相送》的誊写本,这是一本成书于1403年、在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钓鱼屿)问题上被中国人无数次引用的航海指南。历史学家向达曾在1935年手抄过这本书,并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是,对于一门专业而枯燥的航海书,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啃它。郑海麟是中国人中不多的几位啃透了《顺风相送》的人。

永乐元年刊刻的《顺风相送》,引领着明清两朝中国册封使去往琉球,也带着两年一趟的琉球朝贡使来到中国,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它的原始版本。郑海麟查到的誊写本是耶稣会传教士16世纪从中国带回欧洲的,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购得此书,于1639年赠给了波德林图书馆。这一年,在中国是明崇祯十二年。

《顺风相送》不仅引领明朝册封使去往琉球,事实上,它最初是一本为明代使臣海路去往东西方各国开诏时查勘航线、校正针路的航海指南。

 

发现钓鱼岛 - 《看历史》 - 《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

 发现钓鱼岛

在从福建前往琉球国的航线上,郑海麟看到《顺风相送》详细记载了沿途各岛名称如花瓶屿、钓鱼屿、赤坎屿;航程中的针位就是航向,如用卯针或用艮针来选取航行的方向;用 “更”来计算里程,一更为60里,约相当于今天的10海里。

这本书记载了从福建出发,曾有过的五次航海查勘——为了找到通往琉球那霸港的航路。第三次查勘曾到过福建近海的钓鱼岛。

中国对琉球国的册封始于明太祖,1372年,第一位册封使杨载如何通过海路到达琉球目前还没有找到文字记载。能看到中国册封使在通往琉球的途中以钓鱼岛为航标的记载始于1534年对琉球国中山王尚清的册封。

1526年,琉球国(当时分为山南、中山、山北)中山王尚真去世,两年后,世子尚清上表嘉靖帝,要求继承王位。又过了8年,1534年,册封使陈侃乘船从福建闽侯南台山出发,郑海麟将这次出洋复原得栩栩如生:由于册封使的船体硕大,吃水很深,所以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等到五月初一潮涨了上来,陈侃才来到厂石。初二拜祭了天妃登上大船,不料这一天风急浪高不能起航,等到初五才起了航。在近海航行三天又遇到水浅的地方搁浅起来,等到初八才出到闽江以外的洋面上。此后,这位册封使的航行一帆风顺,初十,顺着强劲的风力,陈侃的船顺利地经过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五月十一日傍晚,作为中琉边界的古米山(今久米岛)已能看见,船上的琉球水手知道快到家了,“鼓舞于舟、喜达于家”。此时,航道上青色的海水颜色变成黑色,船已驶入了黑水沟。黑水沟在今天被称作冲绳海槽,深2700米,海水由蓝而变为黑色。东海海槽是传统的中琉分界线,分界线以西的清水区处在中国大陆架上。过了黑水沟又航行两日,到达久米岛。后来几日因逆风航行,直至二十五日,才抵达琉球那霸港。又过了21年,到了1555年,被陈侃宣旨册封过的琉球国中山王尚清辞世了。3年后琉球国世子尚元又向明廷请求册封。1561年,又是一个南风劲吹的夏天,册封使郭汝霖从闽江口梅花所起航。闰五月初一经钓鱼屿,初三至中琉分界的地方山赤尾屿。

郑海麟认为,郭汝霖的“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意指赤尾屿以西为中国领土,以东为琉球海域,与陈侃的“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的领土划分是一致的,因为赤尾屿和古米山之间,隔了一道深2700米的黑水沟。

清朝的册封使继续从福建往琉球册封琉球王。1683年,已是清朝第二次对琉球王进行册封,这次派出的册封使是汪楫。从汪楫的航行记录来看,他更加顺风顺水,六月二十三日从五虎门启程,二十五日,“使船由钓鱼岛直接航至赤尾屿”。就在这天下午,使船经过中琉分界的黑水沟,这时“风涛大作”,船上的人马上往黑水沟中抛入一头活猪一头活羊,还有五斗煮好的粥。除了给黑水沟海神供饮食,还焚烧纸船鸣钲击鼓,身披铠甲做战斗准备。

与陈侃出海前祭天妃不同,汪楫祭的是中外交界处的海神——过了黑水沟,就到了外国的海域了。这里,对于钓鱼岛的记载,已经非常明显的既有发现、命名,又有利用。而对古米山和黑水沟的记载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了两国的分界,界内有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界外是一片深黑的汪洋。

 

列入中国海防

《顺风相送》中,中国界内的钓鱼岛、黄尾屿到了明中期,已被划入中国海防。这部海防著作就是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

明代历任皇帝对琉球国王册封的时代,中国的东南沿海经常遭受倭寇的袭扰,并于嘉靖中期频繁起来,且御寇官兵往往不敌。兵部尚书、江浙总督胡宗宪为加强海防延请郑若曾入幕,专事《筹海图编》的编纂。

郑若曾原是国子监的贡生,仕途不顺。他有心学问并热衷于山经海籍。在倭患频繁之时,苏州府刊刻发行过郑若曾绘制的海图《郑开阳杂著》《筹海图编》,在这些海图中已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列入中国东南沿海版图,这些海区都是抗倭海防防区。胡宗宪发现了这位专才,招其入幕后,郑若曾就在胡宗宪的主持下重新编纂《筹海图编》。

郑若曾不仅绘制海图、编写御寇著作,还亲临过前线,御敌有功,然而他却既不接受朝廷锦衣,又不愿去修国史,仍是专事海防研究。胡宗宪出资刊刻了新版的《筹海图编》,这是一部明朝海防的集大成之作,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中国近代海防思想。

《筹海图编》中绘有“沿海山沙图”,钓鱼岛、黄尾屿等小岛被划归在福州北部的罗源县、宁德县的海防范围,并收入多种版本的海图。1562年明朝政府将钓鱼岛及周边岛屿划入海防区域,它的管理部门是东南沿海最高军事指挥部,隶属福建省。

郑海麟从国际法的视野来考察这部海防著述与钓鱼岛群岛的关系,他认为,从发现、命名而取得原始权利,到划入版图实施管辖,这种不间断地使用的行为已构成国际法上的领有主权。

 

发现《大日本全图》

1990年代初,郑海麟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历史和国际法的研究工作,他经常星期天到书店去淘书。在一家书店的旧书堆上,偶然发现有只牛皮纸信袋,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份在背后裱着防潮棉纸的《大日本全图》,绘制出版时间是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上方正中为隶书大字“大日本全图”,下方正楷书写“陆军参谋局”,左下方注明“陆军少佐木村信卿编次,陆军十二等出仕澁江信夫绘图”。

这么重要的一张图,却并不在日本学术界视野中。

郑海麟发现在这张1.31米长、1.16米宽的精密全图上,并没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那片海域是一片空白。这说明迟至1876年,日本军方尚不知道钓鱼岛群岛的存在,更无法将该群岛列入本国版图。

郑海麟告诉《看历史》记者,2012717日,香港《文汇报》报道了《大日本全图》的发现和研究的经过,并刊发了全图照片。这张只标有琉球中北部及南部诸岛,并没有标明钓鱼岛的全图,及《文汇报》的相关报道,第二天就出现在日本全国重要报纸上。

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郑海麟的研究方向,专门从事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与法理研究。从这时起,他开始接触枯燥的专业词汇和基础原理,认识“更”“针位”、学习什么叫“乙卯针”,什么叫“五更船”,这些都是现代航海中早已不用的概念。

在当代想找到一本原始的没有标点符号,全靠句读感知分析的《顺风相送》已很不容易,向达1935年的手抄本中也存在一些抄写中产生的错误。郑海麟请朋友从牛津大学帮他拷贝了一整本16世纪的誊写本,这套光碟成了他研究钓鱼岛历史的起点。

 

抄错的地名

郑海麟曾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近代史研究室、东洋文库近代史研究室等学术机构工作过,这些工作经历使他有时间和机会查阅更多的日文资料。比如,在1895年这个关键的年份,钓鱼岛是如何被“划归”日本的文献。这些文献都保存在日本外务省出版的几十卷本的《日本外交文件》中。在郑海麟的研究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中国人如何发现钓鱼岛,利用它当航标,也查到了日本人如何发现这座岛,并给钓鱼岛命名为“尖阁群岛”的过程: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为推行南进国策,日本从1872年吞并琉球王国,把琉球改为日本的一个藩“琉球藩”,1879年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改名为冲绳。到了1885年前后,又准备南侵台湾时,为了解琉球群岛和台湾之间的地理关系,他们查看了英国海军沙玛朗号舰1855年出版的海图。

郑海麟根据沙玛朗舰爱德华舰长的航海记录发现,沙朗玛号舰曾经到过黄尾山(今称黄尾屿)和钓鱼岛,测量了岛上山峰的高度、走向等水文地理数据——但是,根据这些数字对照一下今天的钓鱼岛、黄尾屿和花瓶屿,郑海麟却发现——英国人把岛的名称记错了——1845615日,他们登上的钓鱼台,却以为是地图上写的HOAPIN-SAN(花瓶山,即今花瓶屿) 16日他们登上了黄尾屿却以为是钓鱼屿(TIAU-SU),而所注英文地名“HOAPIN-SAN”“TIAU-SU”在闽语系中,正是花瓶山和钓鱼屿。可见,英国人了解这两座岛的老师,还是说闽语的福建人。

日本人对于钓鱼岛最初的知识,都来自于爱德华舰长的这份报告。英国于1884年出版的《英国海军水路志》关于钓鱼岛列屿的记载采用了沙玛朗号的测量报告,而日本海军省水路局1886年出版的《寰瀛水路志》上,把钓鱼岛的名称写作“和平山岛”,并佐以英文注释“HOAPIN-SAN”——这一完整照抄,连错都错得一样。

再进行深度的分析,郑海麟发现《日本水路志》第二卷钓鱼岛和花瓶山的写法,都采用片假名的书写方式,而片假名是日本人用来专记外来语的,这就足以证明花瓶山、钓鱼台这些叫法来自外国。日本人所用的“尖阁列岛”也是由欧洲人的Pinnacle Groups(或Pinnacle Islands)转译过来。因为英国人看到花瓶屿形状有几处高尖突起之处,所以把它的英文名称写作Pinnacle,其原意是教堂尖塔形屋顶。后来又把从花瓶山到钓鱼岛间的一系列小岛,统统叫作“Pinnacle Groups”或“Pinnacle Islands”,这个小尖峰,后来被日本人拿来用作了“尖阁列岛”的“尖阁”。

郑海麟的这一系列发现,正合了台湾学者杨仲揆的“钓鱼岛”“尖阁列岛”之称来自中国“钓鱼岛”“尖头列岛”的名称,但杨仲揆的依据是中国古代典籍及推论,而郑海麟的一系列推论来自不同国度的实地考察记录、典籍和文字、发音。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钓鱼岛群岛并不像日本政府宣传的那样——“‘尖阁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迟迟没有设立的“国标”

几乎与日本官方从英国的测量报告中发现了钓鱼岛的同时,1884年,从日本本土福冈县移民到冲绳的商人古贺辰四郎也“发现”了黄尾屿和钓鱼岛。曾在海岛上捡拾海产并在冲绳做过海产生意的古贺辰四郎,向冲绳县当局申请想要租借钓鱼岛、黄尾屿(日本称久场岛),他希望通过海岛上自然遗留下的东西做些生意。他看中了岛上的鸟粪、信天翁的羽毛、玳瑁、绵毛和贝类。

这一年,在中国是光绪十年。中国台湾以及江、浙、闽等沿海渔民在钓鱼岛群岛的捕捞作业,已留下过文献和记录。他们随着风和季节而来,季节将风带走后,这里又是一片无人区。

由于古贺所申请的岛屿不仅不属于冲绳管辖范围,而且不属于日本领土,所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没敢把小岛租给古贺,而是向内务省提出报告。

日本政府示意冲绳县令秘密调查,古贺看中的钓鱼岛和黄尾屿有什么价值?是否会与别的国家发生管辖争议?尽管是秘密调查,但仍被中国人发现了。188596日,上海《申报》对日本的调查活动进行了揭露,说:“台湾东北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该报还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人的动向。(郑海麟《揭开日本抢占钓鱼岛历史疑雾》)

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在1885922日提交日本内务大臣山县有朋的报告中说:“有关调查散布于本县和清国福州间的无人岛的事,该岛……恐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地方,此事不能无疑。”他进而提出建议,如果是同一个地方,那么这里一定是清朝册封使所熟悉的岛屿,而且都命了名,是清国通往琉球的航标。如果在这里建国标,恐怕是有顾虑的。这些信函都收录在1950年由外务省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中。60多年后,郑海麟在研究钓鱼岛列屿的历史时,看到了它们。

山县有朋接到冲绳县令西村的报告后,即报告给外务卿井上馨。井上馨18851021日回覆山县有朋,这些岛屿“清国已各定岛名”,清国报纸也正在揭露“我征服占据台湾近旁清国所属岛屿”,并“频促清国政府注意”。这说明井上馨对这些岛屿归属清国也是清楚的,但他并没有否定立国标的提议,只是继续建议不要急于公开。他写道“当此之际,急于公开,建立国标,必招致清国之疑虑”。井上馨建议先调查港湾和土地物产有无开拓前途,并且此次勘察“不可在官报及报纸上刊载”。至于建立国标,应“伺他日之机会方可行事”。(郑海麟《揭开日本抢占钓鱼岛历史疑雾》)

从冲绳县令、内务省、外务省的通信可以看出,他们都明白,这座无人岛,并不是无主地,它的主人是清国。正是出于这种顾虑,日本政府在1885年不敢在钓鱼岛上设立国标,同时也没有批准古贺辰四郎个人开发钓鱼岛鸟粪等资源的要求。

古贺的申请在10年间提了3次。直到18956月第三次申请,才获批准。此时日本已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中日马关条约》签署之前三个月,已把钓鱼岛列屿通过一份内务大臣和外务大臣之间的秘密通信,划给了冲绳县。

这份秘密通信的生效,使得1895年成为中日之间一个关键的年份。日本政府据此,向日本国民宣传,“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不合法的“内阁决议”

日本驻香港领事小山久子在201297日与港大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员郑海麟有一次面谈。小山久子对于日本领有钓鱼岛的依据,就是1895114日日本外务大臣对内务大臣一个秘件的批复。

小山久子说:“历史上中国人确实也曾去过钓鱼岛,但近百年来一直使用和开发钓鱼岛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特别是1895年之后,日本已将该岛划入冲绳版图,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按照国际法的措施领有钓鱼岛,历史上的事,我们不计。因为以前没有国际法,国与国的边疆也没有明确有划分。”

在这段话中,小山久子所说的“不计的历史”,是指钓鱼岛1895年以前的历史,这段历史与中国有关。小山久子说因为那时没有国际法,但她显然忽略了,中国从1842年起接受了欧洲的国际法系统,国际法在中国首次出版是在1864年,美国国际法学者惠顿的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是由在中国生活了62年的丁韪良翻译成中文的。

郑海麟在对谈中强调,中国对钓鱼岛的发现、命名、使用,在国际法上已构成一种原始的权利(Inchoate Title)。小山久子则坚持,1895年以降日本对钓鱼岛群岛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是“按照国际法的措施领有钓鱼岛”。

小山久子所说的1895年之后日本已将钓鱼岛划入版图,那么,这次的划入版图是否合法呢?这段被小山久子当作法理依据的历史,郑海麟曾经做过系统的研究。

1895114日,甲午战争中胜利在望的明治政府,已经以“秘件”的方式,单方面决定将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管辖。因为此举不合国际法中“领土的取得一定要向国际社会公布”的要求,所以呈请内阁会议裁决的文件中使用了“秘”字,不对外公布。在查阅《日本外交文书》时,郑海麟看到在第23卷中收录有18941227日内务大臣野村靖致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信函 《“秘”别(朱书)第133号》。这封“秘”字信函的附件中写道:“位于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西北方的久场岛和鱼钓岛(中方称黄尾屿和钓鱼岛——记者注),从来属无人岛。近因有至该岛试渔业者,有加以管理之必要,该县知事乃呈文拟请列入所辖并建立标杭。如上,为承认该县所辖,并依请求建立标杭等事,拟呈请阁议裁决。”

1895111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野村的回函有:“关于本件,本省无其他异议,请悉照预定计划,并加以适当处理为荷。”3天后的内阁决议,决定按内务省的请议案将鱼钓岛(日本语法,称为鱼钓岛)和久场岛(即黄尾屿)划入冲绳县所辖,并建立国标。于是,冲绳县令在21日得到通知,照内务省请议在岛上建立国标。

钓鱼岛就是这样在内务省和外务省两位大臣的通信中被划入日本,不可忽视的是这两封通信的背景,甲午战争日本胜利在望,日本不必再像1885年那样顾虑清国政府以及清国《申报》有何反应。

郑海麟说,“从《日本外交文书》收录的文件来看,所谓‘内阁决议’,只是外务卿批覆了内务卿请求转呈的秘密信函,并没有举行过内阁会议,这种秘密信函对领土取得毫无国际法效力可言”。郑海麟从国内法的角度解释了这份“内阁决议”的不合法性:将领土编进版图,属于国内法的行为,所以这样的内阁决议必须盖有天皇御玺,而这份由两名大臣就达成的内阁决议并没有天皇印章。“因此,这是一份既没有国际法效力,也没有国内法效力的文件。”

“到目前为止,也找不到任何将该岛划入版图的文件”,研究国际法的郑海麟进而对小山久子说。

从法律的层面进行比较,与1895年日本“内阁决议”不合国际法程序相比,日本2012911日对钓鱼岛用购买的方式实施“国有化”,却能形成一份按国内法将钓鱼岛列入版图的法律文件。但是郑海麟向小山久子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222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邻区法》,在此项向国际社会公布的法律中,中国已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划入版图。

    郑海麟提到的这部领海法则具有国内法和国际法效力,在时间上,比日本政府决定在2012911日实施的“国有化”早20年。而中国台湾,也早就将钓鱼岛划入宜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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