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笔 丁三

2005年3月20日,武汉"叱咤风云的伟人——戴高乐生平展”，吸引了2000多人参观。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40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1968年5月29日，午后两点钟，在法国爱丽舍宫，被称为“冷血动物”、谦恭而冷漠的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显得异常烦躁。他脸色苍白、精神萎顿；十几分钟后，他到底走进了蓬皮杜总理的办公室。他近乎癫狂地叫喊：“戴高乐失踪了！他没有去科隆贝。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蓬皮杜也惊慌起来：“难道他流亡到了国外？”

这一天，戴高乐的众多亲信，福卡尔、沙邦-戴尔马、罗歇-弗雷以及国防部长梅斯梅尔，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从5月13日开始，“别了，戴高乐”！“戴高乐去养老院”！这样的声音充斥了巴黎街头。十几天来，这个78岁的老人，这个被誉为拿破仑之后“最伟国人”的杰出政治家，这个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缔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不间断地引领法国走向独立、繁荣和复兴的伟大人物，陷入了深刻的迷茫、无比的悲伤和极度的心力交瘁。他的人民背叛了他；仅仅因为他对动乱“改革可以、乱来不行”的态度，仅仅因为他指责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等学生领袖“是在床上大小便”，千万法国人就一笔抹煞了他的不世功勋，而在塞纳河边高喊“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

他产生了强烈的引退冲动。5月25日，他告诉新任美国大使萨金特-施赖弗，“大使先生，未来已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上帝”；5月28日这一天，形势更加严峻：已被剥夺了居留权的德国青年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又潜回巴黎；在一个大型集会上，他摘下墨镜、脱掉假发，随即被森林般的手臂、“直冲云霄的欢呼声”淹没了。他热泪盈眶地发表演讲：“边境线，我才不在乎呢！……我们要以暴力回答暴力，让戴高乐滚蛋！”

那天晚上，许多戴高乐分子失眠了。洛朗-若弗兰描述说，“他们考虑的是，他们能活到第二天也就是掌权的最后一天吗？”而一觉醒来后，“戴高乐失踪”的消息，让爱丽舍宫和众多官邸一片混乱。

“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乐失踪的这一天，后来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那么，戴高乐究竟去哪里了呢？

戴高乐的确离开了法国。清晨七时，他召见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格-德拉舍瓦莱里；他告诉这位心腹，“我精疲力竭……我去科隆贝休息一天”。近八时，他又告诉陆军参谋长拉隆德将军，他要去南锡视察部队。随即，九时许，他让特里科通知蓬皮杜，内阁会议将推迟到次日召开；而当他的女婿布瓦西厄将军步入爱丽舍宫时，两架云雀直升机已经加满了油，飞行员得到的通知，却是总统可能前往距离他家乡科隆贝50公里的圣迪济耶。

中午时分，飞机向东飞去，目标果然是圣迪济耶。然而，在这个小城短暂逗留后，将军突然命令，飞机再次起飞，前往德国温泉胜地巴登巴登。他要去看望他的心腹旧部、法国驻西德部队司令官雅克-马絮五星上将。

午后两点三刻，马絮夫人接到一个电话，“我是海军中校弗洛伊克。……五分钟后，我将与总统及戴高乐夫人一起到达。请设置跑道信标”。在突兀、惊讶和激动中，马絮夫妇慌忙让佣人们收拾官邸，并很快换上了军装和礼服。几分钟后，他们果然看到了那个传奇般的身影，马絮曾宣誓效忠的伟大人物。

戴高乐显得疲惫、脆弱、心事重重。几乎刚刚坐下来，他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抱怨、哀叹和絮絮叨叨。他说，一切都完了，“在捣乱分子的煽动下，国家陷入了瘫痪”；他说，暴徒们随时可能冲进爱丽舍宫，杀死他们全家，“我们只能来您这儿寻找避难所”；他并且表示，他将召见法国驻德大使，以便让波恩着手他的“庇护”和流亡事务……

马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暗暗庆幸。”后来，马絮告诉洛朗-若弗兰：“……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并没有德国记者在场”。随即，他不顾礼节，打断了自言自语的戴高乐：“您不能离开，将军。为了您和您的国家，您必须振作起来。……您的前线在巴黎、在法国。为我们所热爱的伟大的战斗者戴高乐将军，他应该在前线战斗到底。”

随即，这个爱开玩笑的粗鲁人、热衷戎马生涯的“老傻瓜”仿佛下定了决心。他告诉戴高乐，“您并不缺少为您效忠的人……军队将和您站在一起”！

换言之，独立于政治、作为国防力量的军队，打算像警察那样介入国内动乱了。倘若“红色达尼”们还不老实的话，军队将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然而，对这个历史性表态，戴高乐似乎毫无知觉。他坚持召见法国驻德使节。无可奈何之下，马絮只好出去打电话；在回到办公室之前，他告诉两名副官，“我无法说服他。他像骡子一样固执。”

戏剧性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又走进办公室时，戴高乐突然站起身来。他告诉马絮：“谢谢你，老伙计。……我将回巴黎去。我将与法国同在。”

1968年7月5日，卡斯特罗愤怒地翻出玻利维亚军人Ovando Candia上将和部下喝酒庆祝切·格瓦拉被杀身亡的照片。

五月潮退

后来，马絮视此举为自己生平大手笔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拯救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颇为失落、略显幽怨的乔治-蓬皮杜也这么看。他后来写道：“我希望此行泯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的的确确，将军曾打算流亡德国；他在巴登巴登曾召见法国驻德大使，并指示他将此事通知德国政府。多亏了马絮将军胆略过人，并敢直言不讳。他向将军谈到了过去的历史，表达了军队的忠诚。他终于动摇了将军的引退决心。……”

蓬皮杜并且谈到，戴高乐后来告诉他，“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虚弱。我居然要逃离战场。我将视此为奇耻大辱”。

然而，在更多的历史学家看来，此举不过是戴高乐以退为进、迫使军方表态的政治手腕之一。他的这个手腕如此娴熟，如此炉火纯青，不仅使用于战场，更曾频频应用于心术的角斗场政治舞台。

在二十多天的处处被动、“向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败飞奔而去”之后，戴高乐渐渐看清了局势。群众运动已处在强弩之末，对于5月24日的火烧交易所、抢劫商店、砸玻璃窗和火烧警察局，大多数法国人已经心生反感。他们渐渐认为，“红色达尼”等人已经不再是更公正、更自由的象征了，他们是一群得寸进尺、无法无天的青年叛逆者。他们的种种行径，无非出于青春期的极度骚动，而不是国家与社会对他们有多不公平。

更何况，在停水断电、交通瘫痪、邮政破产、商店歇业十几天后，人们开始抱怨、发牢骚、喃喃咒骂。人们开始希望回到原本正常、平静的生活中去。群众运动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周期性的爆发，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人们积压着鸡毛蒜皮、芝麻西瓜，并暗暗萌生着对新奇事物的渴望，对政府来一次“清算”的念头。当这种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偶然性的小事件都能演变为全社会的集体狂欢；而随着骚乱的行进，人们渐渐精疲力竭，群众运动也就走到了它的尾声。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号召“从革命走向革命”；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不断革命”失败、红卫兵狂潮渐退之后，他只能寄望文革“十年八年再来一次”。戴高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借势出手、迅速收拾残局。

然而，他伤透了心。在“红五月”风暴的二十多天里，他陷入了深刻的痛苦、无尽的反思以及洛朗-若弗兰所说的“悲凉苦涩、精疲力竭与重度抑郁”之中。如果说，巴黎街头的“别了，戴高乐”、“十年了，受够了”还能让他理解的话，那么，在历史的深处，在巴黎的一处处官邸里，那些迫不及待的欲望，那些笑里藏刀的伎俩，那些落井下石的炎凉世态，则让他以一种近乎哲人的视角，重新回味自己的一生。

5月13日，几位部长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接受了折中的、而非一味强硬的方案。他试图在疏导社会与维护政府威严之间寻求平衡。然而，短短几分钟之后，刚刚结束了柬埔寨之行的蓬皮杜，迫不及待地在奥尔利机场发表讲话。他抛出了无条件答应学生们所有要求的方案。对此，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认为，国家为此遭受了四重屈辱：对始终克制的警察；对还算开明的政府；对秉持司法精神的法庭；对始终强调国家威仪的戴高乐总统。

对此，戴高乐意味深长地告诉蓬皮杜：“如果你赢了，更好。法国将和你一起赢。如果你输了，那么你活该。”

蓬皮杜输了。当天晚上，至少三十万学生、市民走上街头；“别了，戴高乐”的呼喊，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那么，蓬皮杜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在公开表态之前，甚至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呢？戴高乐对此也一清二楚。

蓬皮杜已经当了六年总理了。他坐不住了。他开始盼望这个78岁的老人或者引退，或者垮台。他已经准备好治理国家的蓝图了；他甚至扶植出了自己的派系，其中包括年轻的国务秘书、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他还多少盼望戴高乐大出其丑、声名扫地？这么一来，他就不会笼罩在这个老人的赫赫声望、几乎与法兰西一样动人的名字之下。

那么，蓬皮杜有没有想到呢？这么做，受伤的是整个法国。不是吗？密特朗的左派联盟趁机要夺权；而在“红色达尼”的大喊大叫之中，一向含蓄的前议长孟戴斯-弗兰斯也蠢蠢欲动。法国分裂成了四大政治派别。而倘若不是这样，学潮或许不会演进为骚乱，法国或许不会瘫痪……

他洞察一切，如同月光俯览大地。他等来了5月24日的动乱之夜，等来了人心的复归。但他还需要一个手笔，不仅是让军队表示效忠、为他的最后决战增添一个决定性砝码，并安慰自己破碎的心；他还需要以自己的失踪，让发泄过脾气、处在一片迷茫之中、恍若无头苍蝇的法国人民，想起他的种种好处，知道法国不能没有他……

这就是戴高乐最被众说纷纭的手笔。这就是法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天”。

戴高乐夫妇

旧世界的瓦解

5月30日下午四点半，想起戴高乐种种好处、不再是无头苍蝇的六千万法国人，静静地坐在收音机边上，聆听自己曾经背叛的父亲讲话。在这个短短的、仅有四分半钟、但字字千钧的演讲里，戴高乐宣称，“我是不会引退的”。

戴高乐宣称，他不准备更换总理，因为他稳健的作风、出色的才干，“值得所有人尊敬”；但他将解散国民议会，让法国人民以全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

他宣称，有一个邪恶的组织、试图建立集权统治的政党，正以恫吓、毒化宣传和暴力行动，试图搞垮法兰西共和国。但，“共和国决不屈服”！戴高乐说，如果他们继续捣乱，他就不再客气了，“我将依照宪法……采取其它做法”。他没有明说将怎么做，但六千万法国人无不心知肚明：军队将开进巴黎；捣乱分子将被逮捕、监禁而后审判。

他以“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的口号，结束了他的演讲。他的语音刚刚落下，欢呼声和《马赛曲》响彻了波旁宫。人们身体颤抖，呐喊、哭泣、拥抱、冲上街头……“戴高乐不孤立”！“我有七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前进，戴高乐！戴高乐，前进！”几千万法国人这样呼喊着。

在这样的声音中，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知道，属于他的五月过去了，“节日过完了”。

“科恩-本迪滚回柏林去！”这是当夜巴黎盛大游行中的口号之一。6月11日，包括“3月22日运动”在内，11个在红五月中大出风头的左派团体被取缔，科恩-本迪也被驱逐出境；6月12日，警察闯进巴黎大学，将占领者通通赶了出去；这样的老戏四天后又在被占领的奥戴翁大剧院重演。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地，雷诺工厂区、弗兰工业区、邮政局、铁路公司……不久后都恢复了开工。

“红五月”的狂欢，渐渐地化为记忆了。在整个红五月风暴中，共有五名死者。除一名警察死于袭击、一名青年死在警察的枪口下之外，其余三人都死于意外事故。斯人已逝，市井太平。他们渐渐地被淡忘了。

然而，红五月的余音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四十年，它的影响无处不在。那些身体的动作、标语的狂欢、思想的盛宴与青年的呐喊，渐渐汇流而成今天的世界。1968年是旧世界的葬礼，新世界的胎动日。

6月23日，法国全民投票。戴高乐的独立共和党赢得了485个议员席位中的358个。自从法兰西第二帝国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多数党赢得过这样的胜利。随即，外交部长穆里斯-德姆维尔被任命为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曾经说过，他不会撤换总理。这让心怀惴惴的蓬皮杜一度以为总统真的老糊涂了。

“黯淡的苦行”开始了。此后一年多，蓬皮杜度过了一生中最心灰意冷的岁月。但出乎自己的想象，他的这段岁月如此短暂。1969年4月，就改革参议院问题，戴高乐决心再次以退为进，他说法案不能通过的话，他将辞去总统职务。然而，这一次法国人没有买账，该案以百分之五之差被否决。

4月28日，中午12点11分，戴高乐在自己的别墅宣布正式引退。此后一个多月，谁来执掌法国成为六千万人的主要话题。人们纷纷想起一年前蓬皮杜的宽大，他“必须与时代走在一起”的声音；特别是刚满21岁的那些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票投给了他。他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了。

他真的和时代走在一起。进入70年代后，青年的性问题渐渐淡出主流视野了，它变得太寻常、太值得理解了；摇滚乐、爵士乐以及摇摆舞，渐渐成为正常的娱乐，没有人还认为这是叛逆的象征。与此同时，西装多少有些没落了，一群群青年走出校园、成为新的中产阶级后，他们更喜欢休闲装、夹克衫。长途旅行、野外运动、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

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如果说，一百多年前，丹东、罗伯斯庇尔们以清新的歌唱，使理性精神、科学主义、社会进化论成为19世纪的主流声音的话，那么，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们同样清新的歌唱，却终结了这个声音。他们开启了感性主义、“人生即意义”、生活即目的的大门。他们的那些质疑：机器统治着人，观念管辖着心灵，家庭、政权、宗教这些人为产物侵占着人本身……所有这些对“异化”的质疑、批判与反思，使世界多少地回归了它的应有面貌。

一个多元、斑斓、世俗化的法国出现了。被改变的，不仅是法国。

1968年，哈尔滨市国庆花车游行，“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彩车上扮演成世界各国革命战士的演员在毛主席雕像下作斗志昂扬状。

不仅是法国

1991年，苏联解体后，那个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彻底完结了。在这个背景下，“红五月”的遗产进一步风行世界：在思想领域，科学主义渐渐为人摒弃，它渐渐回到了自己应有的工具性地位；宗教开始没落；现象学、存在主义、“生活即目的”的思考，进一步成为学界的主流，乃至儒学开始复兴。学者们不再赞叹科学的力量，而转而回归更长远的传统：道德、心灵与美；

在社会政治领域，福利国家虽然日渐脚步臃肿，但渐渐成为大趋势；人民更加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哪种主义更神圣；投票也不再是“天赋人权”，而渐渐沦为一种游戏。人们往往更看重候选人的仪表、谈吐、风度，而不是别的。一句话，政治也渐渐地世俗化了。

在生活方式方面，更如此。苏联解体次年，那个戴高乐的同代人、最后一个曾指挥庞大军队参与二战的政治家，邓小平——开始引领一个古老而广袤的国家加入全球化的潮流。不过几年时间，大信息网、大娱乐网、和巴黎与纽约几乎毫无区别的生活方式……就渐渐地铺张开来了。中国青年也成为社会的主体；孩子们的父母，那些曾经是红卫兵、同样拥有过自己的“红五月”的中年人，对他们的染发、蹦迪、离开父母、多性伙伴，渐渐地采取不干涉态度。在全世界范围，他们先后摆脱了以父辈为效仿的生活模式。

即使如此，1968年的未开发遗产，依然丰硕。如果说，1968年的诸多要素已经普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必须看到，它依然是资本的产物。在1968年的反叛之后，资本不仅没有没落，它反而更加强大；官僚机器以及世俗政权也没有没落，只不过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熟悉在幕后的操纵。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尽管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借口，但它的维护和平的面纱更显精美。它始终没有遭遇类似年代那样的抵制。统治阶级开始学会以水煮青蛙的方式，让人们忘却抵抗。

更重要的是，1968年的核心命题：人对于人为的那些产物，无论机器、家庭还是政权，究竟该持什么态度？对资本与政权的禁锢，究竟该如何反抗？人如何回到“生活即目的”的非异化状态呢？……所有这一切，都是1968年给后世青年的另一些遗产：经验、教训与借鉴。  H

■本刊记者  孙展

美国嬉皮士

1968年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希拉里

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死去的时候，希拉里·罗德姆还是韦尔斯利学院的一名学生，而戴安娜·奥顿则刚刚获得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学位，就职于一家儿童社区学校。

那是在1967年10月。其实，这三个人自始至终都互不相识，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除了相似的家庭背景，都是独立的女青年外，还有就是她们正在经历的那个大时代。

1967年，动荡的氛围弥漫着整个美国。在路易安娜州，黑人的民权行动开始升级，一些人提出要实行“黑人自治”。在越南，美国将军们找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但换来的却是更多的伤亡数字，这让素来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博士也开始带头火烧兵役证。

敏锐的利昂·弗里德曼在其当年出版的《一个公民权利的读者》序言中警告说，“改革的冲动在达到目标之前通常会传播开来，在一种逆反冲动中将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杀。1967年，就像在1877年时一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明显信号。”

“民权”、“反战”、“学生运动”——这些贯穿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词，在这一年剧烈地混合、发酵，并暗自酝酿着爆发的力量。大多数人都预感到，即将到来的1968年，将会是一个多事之秋。

“嬉皮士”之死　　

1967年夏天，大约有2.5万名（也有警察估计达到了7.5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旧金山金门公园参加一次名为“人类大聚会”的表演。他们披着长发，带着廉价串珠项链，光着脚，谈论着彼此都不明白的“禅宗”、“东方”等词汇，还有一些人则互相询问着对公路电影、摇滚乐、迷幻音乐的看法。

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谈论的层面，那算不得什么。年轻人更出格的举动是共同服用各种类型的精神扩张毒品。有DMT、墨斯卡灵，还有大麻叶和迈瑟德林，当然，最流行的还是LSD迷幻药。

而这个活动的高潮则是青年男女们自由的恋爱，如公社般生活。那时候，并没有“一夜情”这个词，但的确有很多人与素不相识的人刚刚见面几个小时就开始做爱，只因为对方是个“诗人”。

那个夏天，是“嬉皮士”一代欢乐的顶点。他们自称为“花童”，并骄傲地将这个夏天命名为“爱之夏”。

欧文·菲茨帕特里克先生是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特别报道中得知这些事件的，这位富有的香料进口商对年轻人的做法并不理解，甚至表达了明显的厌恶情绪。

这也难怪，在美国，犹如欧文先生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一项统计说，大约有60%到70%的美国家庭属于这一层次。正如希拉里·罗德姆后来形容自己的父母一样，欧文先生也是这一类人：“他们相信美国的无穷可能性，他们的价值观念扎根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经验。他们相信辛勤工作，而不问收获。相信自力更生而非自我放纵。”

欧文先生在自己居住的格林威治镇，也的确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和蔼、克制、低调、善于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他养育有7个子女。18岁的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是他的第六个孩子，正在一所上流学校读书。欧文家的邻居们和朋友们评价这个女孩子，“看起来是一个愉快的、富有的、一名具有良好协调能力的女孩子。”

“嬉皮士”们在旧金山狂欢的时候，这一家人刚刚从百慕大度假回来——这是这个中产家庭通常的消夏方法。回家后不久，琳达还剪短了头发——长发是嬉皮士们的典型标志。为此，她的母亲坚信，“她不可能去做嬉皮士做的事情。”

但仅仅两个月之后——10月9日，在纽约市一个叫格林威治村的一座公寓的锅炉房里，人们发现了她的裸尸，一同死去的还有一个嬉皮士流浪汉。

1968年的希拉里

“难以理解”的一代

欧文先生无法理解，因为就在他和女儿谈到8月份的嬉皮士狂欢的话题时，琳达还表示了对父亲的赞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琳达都不该是他们中的一员。

生于1949年的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是典型的“婴儿潮”一代。从1946年开始，美国进入战后的生育高峰，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64年。这是对美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代，其中就包括了生于1947年的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英国王储查尔斯的现任夫人卡米拉，以及生于1946年的前任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小布什。

从物质上来说，这一代人遇到的是美国历史最幸福的时刻。连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让大多数家庭迅速步入了中产。这些人一出生就享受着“丰裕社会”的种种便利，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先享受到电视普及、私家车增长，以及高等教育扩张的一群人。他们的父辈，只有15%的人能进入大学，而到了他们这一代，则达到了40%。

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让父母最操心的一代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爱的环境中，不知道什么是困苦。他们能得到一切想得到的，只要自己坚持。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学披头士乐队留着长发，念着金斯堡的诗句，读着凯鲁亚克的小说，滥交朋友，吸食着大麻叶或者服用LSD迷幻药，嘴里还哼唱着鲍勃·迪伦的歌曲——“妈妈，我不知道为啥生活”。

和那些放浪形骸的同代人相比，琳达的成长经历可以算得上安分。她在格林威治镇的乡村日校完成了初等教育，喜好体育和绘画。后来进入一家名叫奥伊尔菲尔兹的昂贵寄宿学校，这是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四年制大学的预科班。就在这个夏天之前，她从来没因不良行为让自己的父母操心过。但在全家人度假回来后不久，她告诉父母，她最喜欢的艺术老师不在这个学校了，所以，她决定退学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自己画画。

格林威治村在纽约西区，形成于1910年代，当时就是各种实验艺术家、作家的聚集地。而在琳达入住的时候，那里则是嬉皮士、朋克摇滚乐手们的大本营。尽管有所担心，但是琳达的父母还是同意了她对艺术的追求。

后来的调查发现，琳达在自己的家乡格林威治镇，与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面目。在格林威治镇，琳达是一个衣着得体、金发碧眼，见了男孩子会害羞，“丰满、漂亮、健康的姑娘。”

而在格林威治村，琳达则是一个经常服用迷幻药、吸食大麻、滥交男友的女嬉皮士。她的房东说，“她那儿总有许多其他男人、在大街上游荡的任何人——她能找到的最脏的、留着胡子的嬉皮士们。”她在格林威治村的朋友则形容她——“是一个真正的怪物”，这是他们对吸毒上瘾的人的称呼。

《纽约时报》报道说，琳达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10月8日晚10点，她说自己刚刚吃了一点药，药力正在发作。3个小时之后，她和她的男伴一同被杀死在一个肮脏的锅炉房中。

故事见诸报端，无数人震惊于琳达的死。大多数人如琳达的父母一样，不明白有着良好家庭教育，衣食无忧，有着美好的前景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压抑的情绪

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倒是LSD迷幻药的发明人阿尔伯特·霍夫曼博士一语中的，“物质崇拜主义、工业化和不断都市化造成的同大自然的隔绝，在这个富足的社会里，生活反倒无聊乏味，没有意思，失去了其宗教、教育及有价值的基础……他们与迷幻药热同时出现。”

那时候，的确有许多让年轻人不满意的地方：他们一出生就被要求像父辈那样上进。父母们的愿望是供养好孩子吃喝，让他们先进入名牌中学，然后进入名牌大学，最后是进入知名大公司，像自己一样成为中产阶级。这却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机器。

他们带着对这种主流生活哲学的藐视，裹挟着摇滚乐、嚎叫派诗歌、LSD迷幻药这些最流行的现代元素，用身体来批判现实。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看似波涛汹涌的狂潮不过是无根之水。现实并不是轻易可以用身体就能批判的，几个小小的挫折就能让这股浪潮退却。

大量的嬉皮士盘踞在金门公园，导致旧金山发生严重的粮食和药品短缺。这让不少嬉皮士们不得不忍受饿肚子和发高烧的折磨。如果说身体的痛楚算不得什么的话，那么心灵的伤害则让他们难以忍受。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他们把嬉皮士的聚居区当作了旅游景点，那些昨天还被认为神圣无比的信物，今天就一件件被拿出来当作了旅游纪念品出售。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各色毒贩涌入此处，为了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于是，“爱、鲜花、自由”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丑恶、肮脏、和满地的垃圾。

也就是在琳达死去的这个星期，嬉皮士们在金门公园举行了一次葬礼，他们烧掉了一副棺材，里面装着橙子皮、孔雀毛、吉祥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葬礼被命名为“嬉皮士之死”。

除了琳达，嬉皮士们没有死，但他们的确是带着虚弱的身体和疲惫的灵魂开始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但谁要以为年轻人的躁动就此平息，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真正有独立见解的青年人来说，“摇滚”、“诗歌”、“迷幻药”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已，重要的不是批判社会，而是要改造社会。至少，对于当时只有21岁的希拉里·罗德姆来说，是这样的。

那时候，她在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学。正如死去的嬉皮士琳达一样，希拉里也出身中产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样受到60年代如火如荼的风潮的影响。就在“爱之夏”的前几个月，她还忧心忡忡地给朋友写信述说自己的迷惘，“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我经历了三又二分之一次蜕变……从疏离冷漠的大学生、事事关心的假嬉皮士、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者，变成半调子的孤芳自赏者。”

但她的确又不甘心随着周围的环境而任意漂流。《纽约时报》在2007年披露她大学期间的一些信件，在信中，她曾对一个态度消极的朋友不满，“你满意自己扮演的角色吗？”她指责说，“你似乎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反应者’而非‘行动者’，让周遭事物决定你的人生！”

希拉里选择的反抗手段是政治。与琳达不同，希拉里在很小的年纪就表示出对党派政治的兴趣，她在少年时期一直是共和党的拥护者，这自然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刚刚进入大学时，她一度还成为学校里青年共和党的主席。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

转折点

很多年以后，希拉里还在自传中清晰的回忆起1968年对她的影响，“1968年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分水岭，也是我个人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国内与国际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年攻势、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金博士遭人暗杀、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以及越战的持续升温。”

“新年攻势”是1月下旬由越共发动的，这次行动中，越南南部数百个城市遭袭击，甚至一度连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岌岌可危。而就在此前，约翰逊总统还信誓旦旦地说越共马上就会垮台，美国军队一直在胜利。

到这年4月，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已经超过50万，与此同时，阵亡人士也超过了2万人。

征兵的通知单虽然不会出现在韦尔斯利这样的女子学院，但希拉里却就越来越接近反战的立场，这与她的父亲并不一样。积极参与各种有关战争的讨论，甚至还在年初帮助持反战立场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人麦卡锡拉选票。

“新年攻势”的浪潮还没有完全平息，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博士被刺杀了。

早在1962年，还在希拉里上高中的时候，她就亲耳聆听过金博士的一次演讲。通过那场名为“通过革命保持清醒”的演讲，希拉里才第一次了解到黑人斗争是怎么回事。金博士那“旧秩序渐渐远去，新秩序正在诞生，大家都该接受它，学习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否则大家一起毁灭”的话，深深打动了这个生于保守的右翼白人中产家庭女孩的心。

听到金博士被刺的消息，希拉里悲愤异常。她的室友回忆说，希拉里回到宿舍，就将书包狠狠地砸在墙上，说着“我受不了了”，然后失声痛哭。第二天，希拉里冲出校园，走向街头。她到波士顿邮政广场前参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回来的时候，她在手臂上缠上黑纱以示悼念。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仅仅两个月之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又被刺杀了。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被看作是引领美国走出困境的希望之星。之前，是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激发了人们重拾“平等、民主、公正”的美国梦，但这位伟大总统早在1963年就被刺杀了，而今轮到了他的弟弟。

即便是那些最保守的学生，在1968年的春天也变得狂躁起来。从芝加哥到波士顿，从马里兰到俄亥俄，美国的大学一片沸腾。

向左，向左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组织起来占领了学校的几栋大楼，领导者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人。它当时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

事情的起因是哥伦比亚大学要建造一座体育馆，占据了哈莱姆地区的一部分土地，而这个区又主要是以黑人居民为主。另外，哥伦比亚大学与防务分析研究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机构服务于五角大楼，学生们要求哥大必须断绝与这个机构的联系。

就这样，“种族”、“民权”、“反战”，“学潮”种种因素终于扭结在了一起，混合爆炸了。占领行动从4月23日开始，不到4天，就有5栋大楼被学生们占领，学生们在“占领区”过起了公社般的生活。

到了第8天，校方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找来了警察。通过电视转播，更多的学生看到了警察暴力夺回大楼的一幕：被拖进囚车的学生流着血，手指却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这一次，有200多人受伤，700多人被捕。

于是，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兴起。根据事后的统计，全美有70%的大型高校卷入其中，仅1968年上半年，大小示威就超过了2000次。学生们变得更加激进。“革命”这个词被越来越频繁的提起。

就是这个夏天，希拉里去参加了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让她离右翼保守的共和党主张越来越远。她开始脱离父亲的影响，慢慢地成为一名主张自由民权的民主党支持者。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集会上，希拉里和朋友一起遭遇了大批的示威者。“我们可以闻到催泪瓦斯的气味，接着大批警察逼近，有个人在我们后面的人群中高声咒骂，并往前扔石块，差点就砸到我们。”

看到群情激愤的人群，希拉里开始思考美国到底会不会发生革命。这是她在这之后的一个夏天里和朋友辩论的主要话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上演革命。“即使上演，我们也不会参加。”这个从小就相信党派政治的人此时虽然对政治已经不抱幻想，但相信“政治仍然是民主国家进行和平、渐进式改革的惟一手段。与那些一百万投掷石块的示威者相比，主张不合作主义和非暴力反抗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圣雄甘地带来的是更真实的变化。”

但希拉里不知道的是，她所遭遇的这次示威活动，正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操纵的。在哥伦比亚大学运动之后，这个组织愈发激进。

6月，他们在密歇根州的东兰辛召开年会，会场上挂在墙上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像，会场上到处是“红宝书”，胡志明、格瓦拉、卡斯特罗都成为了英雄。采访的记者发回报道说，“在整个大会中，‘革命’是讨论中居支配地位的话题。”

在这狂热的夏天，经历了“文化反叛”、“政治行动”之后，青年人开始考虑动用“革命”的武器。

马丁·路德·金

风消云散　　

也是在这个夏天，戴安娜·奥顿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职积极分子。生于1942年的戴安娜比希拉里和琳达都要大上几岁，甚至算不得是“婴儿潮”一代。但这并不妨碍她被60年代的大风潮卷入进来。

戴安娜也出身富裕，她的父亲是伊利诺斯州有名的农场主，还是州立法会议员。1959年，戴安娜进入了“七姐妹”女子学院之一的布林莫尔。就在刚进大学的第一年，她还是家族传统的维护者，积极地捍卫着她父亲对亚拉巴马州租佃农场的所有权。

1961年，她在大学三年级时，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她给家里写的信中，第一次提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妇女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回到美国后，她在费城参加了一个辅导下层黑人居住区儿童的计划。此时的戴安娜不再对大学中的交集舞会感兴趣，而是迷上了摇滚乐。

毕业后，戴安娜跟随一个项目组去了危地马拉一个偏远的印第安市镇，住在肮脏的房间中，与一群孩子和老人一起工作。那成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她越了解危地马拉的贫穷，就越反思美国的富裕，并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

1966年，她回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学位。一年后毕业进入一家儿童社区学校。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但直到1968年，学校因资金问题而关闭后，她才成为真正全职的积极分子。戴安娜创建了一个妇女解放小组，很快这个小组就从所有的激进派别中脱颖而出。

此时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经被“革命”化情绪所控制，暴力化倾向越发严重。在当年秋季开学后，校园纵火、爆炸事件层出不穷，大多数与这个组织有关。伯克利、俄勒冈、得克萨斯、华盛顿……处处可见激进的学生围绕着燃烧的建筑载歌载舞。一些地下报纸甚至开始教人们制作小型炸弹。

但过多的暴力行为也埋下了隐患。一些温和的学生开始对此作法不满，他们主张反抗和斗争，但却不希望使用暴力。

1969年6月，也就是暴力活动最兴盛的时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了。最为激进的成员留下来，成立了“气象员”派。这个名字依然来自鲍勃·迪伦的歌曲——不用气象员也知道风向何处吹。戴安娜成为了其中一员。

“气象员”们开始在各地袭击警察，制造爆炸。但越是这样，跟随他们的人越少。但戴安娜却始终坚定不移。1969年10月，戴安娜在一次集会中被捕，她的父亲付出了5000美元将她保释出来。

1970年3月6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一栋四层楼的地下室，戴安娜和另外几个“气象员”用买来的两箱炸药制作炸弹。此时爆炸发生了，无人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4天之后，警察才在瓦砾堆中发现了戴安娜的尸体，她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正如所有的事情都有个终点。戴安娜的死，意味着“气象员”组织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尾声。不仅仅如此，60年代风起云涌的浪潮也开始悄悄消退。

尼克松当选总统已经好几个月了，白宫的头头们正商量着如何从越南撤军。而国内经济也不如以前那么景气，那些曾经衣食无忧的年轻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就业、结婚、生子这些人生中最基本的问题，在激情澎湃了将近十年之后，他们各自散落入茫茫人海。

大风潮就这样无声无息的退去。而在风潮中遭遇迷惘、激情、愤怒的一代年轻人，命运却各自不同，琳达·菲茨帕特里克死于吸毒和滥交，戴安娜·奥顿死于炸弹爆炸，只有希拉里·罗德姆，从韦尔斯利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及1968年，她说，“那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思考问题的方式。”  H

居安思危

■雪儿简思

护卫者号在航行，1885年水彩画

奇亚夫告诫澳洲国人，列强中总有人想抢夺“我们的”贸易，这迟早会威胁到澳大利亚宁静的海岸，所以，澳大利亚要居安思危，时刻准备制定周密的计划保卫自己的海洋和陆地。

北伐中国为的是“居安思危”？
        对于“子弟兵”们在中国的行动，澳洲媒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断发表随军的两名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
        1901年4月26日，《悉尼先驱晨报》采访了在天津英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的奇亚夫上尉，发表了题为《海军归来》的长篇专访。
        奇亚夫对记者评论了各国军队。他表示，很欣赏德国军队的年轻、健壮，行军路上一路唱歌，很有修养，纪律很好——其实，在八国联军中杀戮最狠的，就是他所欣赏的这支德国军队。赴华作战，对于德国军队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行动。
对法、俄军队，奇亚夫显然很不以为然。他说，没有谁真把法军当回事，连法国的盟友俄国也只在需要利用的时候才亲近法军。当英俄因天津铁路发生危机时，法国人虽然嘴里不断喊“俄国万岁！”帮腔，但都只是嬉笑着在边上看热闹而已。法国人最不守纪律的是巴黎连队,这个连队的军官似乎对士兵失控了。至于俄国人，奇亚夫上尉说“干脆该叫他们石头”，因为“太笨重了”，他注意到俄国士兵经常被军官毒打，居然也能忍受，照样会跟着军官拼死作战。
        至于奥地利和意大利士兵，则擅长长途行军，意大利人不大会打仗，喜欢躲在英军翅膀底下，但瓦德西到任后却把意大利人调去和德国人一起作战。
        奇亚夫认为英军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不该将印度的“Kahars”人调去中国，这些人在印度做做苦力还行，但在寒冷的中国没有用处，派他们运输军需，经常要派重兵掩护，被其它国家嘲笑。而一个中国苦力往往能顶一打印度人，价格只有印度人的一半。
        奇亚夫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印度士兵也和澳洲士兵一样第一次参加多国行动，有机会对列强军队进行比较观察，印度人最后得出结论：还是“英国主人”最好！
        日本人在奇亚夫眼中，是一群套着制服的小矮人，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笑容和斗志并存。日本人能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但同时又保持他们自己的优秀东西。奇亚夫认为日本人很虚伪，即使今天在与中国人打仗，明天照样可以勾着中国人的脖子称兄道弟。他认为，日本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最好的朋友，俄国人在外交上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中日战争（指甲午战争）中去干预这群小矮人。
        至于美国人，奇亚夫认为那绝对是“我们的兄弟”，美军的军需供应做得最好，所以穿着的军服也是整个联军中最整洁和漂亮的。大英帝国在远东只有美国和日本两个朋友。
        奇亚夫告诫澳洲国人，列强中总有人想抢夺“我们的”贸易，这迟早会威胁到澳大利亚宁静的海岸，所以，澳大利亚要居安思危，时刻准备制定周密的计划保卫自己的海洋和陆地。

维多利亚预备役海军

爱国主义战胜内部纷争
        其实，在一片赞歌声中，澳洲出兵中国之事也在内部遭受到了很多质疑的，只是这些质疑在澳洲不少“主旋律”的历史著作面前多被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
        一是经费方面的现实考虑，比如南澳殖民地派出的小军舰护卫者号，就因为南澳殖民地、帝国海军部等为了费用问题相互扯皮，几乎没能成行。南澳抱怨说同样是殖民地，加拿大完全不用自己承担任何防卫开支，而澳大利亚不仅要自己承担，还要再去援助母国；
        二是能力问题，质疑者认为弱小的澳大利亚应该把国防力量放在防卫本土上，没有能力去帮助帝国打仗；
        三是必要性问题，质疑者认为虽然殖民地应当在母国遭遇危机时给予协助，但中国的义和团事件并未严重威胁英帝国的利益，就近派印度军队去就可以，澳洲军队没有必要参加；
        四是军力分配问题，当时英帝国在南非也遭遇了很大的危机，并且随后爆发了布尔战争，澳大利亚又向南非投放了更大的军事力量；
五就是程序问题，部分殖民地的总督未经议会就自行向帝国国防部表态参战，引起议会的不满和杯葛。
        当然，最终是“爱国主义”和“大局意识”占了上风。
在支持出兵中国的意见中，主要是诸如显示帝国内部的团结、维护英帝国的巨大利益，也有一种是纯粹的种族主义考量：出兵中国将不仅能惩罚侵害基督教的中国人更能有效地遏止“黄祸”。
        澳洲政客们则达成了共识：来自中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列强会在瓜分中国（the carving of the Chinese melon）的过程中反目为仇，那时，澳大利亚本土就将遭受危机，因此，必须未雨绸缪！
         澳洲军队在中国虽然没有经历什么重大战斗，但在澳洲的军史家们眼中，这不仅是澳洲军队的第一次海外行动，也是这个殖民地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令他们认识到了世界是不太平的，列强对中国的争夺，迟早会影响到看似遥远而宁静的澳洲。
在天津英军司令部工作的澳洲军官奇亚夫，当年告诫其国人：中国人是“最不凡的”，他们能在自己的财产、生命遭受危难时，还像一个哲人般坦然面对，看着洋鬼子们夺走他的粮食、衣物和一切，看着家园被焚毁，看着妻子儿女被迫逃命，他却照样带着微笑注视着敌人，即使损失会依然惨重。他的心中一定在酝酿着下一轮对洋鬼子的抗争！  H

（感谢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在研究过程中曾经提供的珍贵资料和热情帮助）  本组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5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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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并不太平

■雪儿简思

澳洲军队在庄王府

澳洲军队在中国虽然没有经历什么重大战斗，但在澳洲的军史家们眼中，这不仅是澳洲军队的第一次海外行动，也是这个殖民地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令他们认识到了世界是不太平的，列强对中国的争夺，迟早会影响到看似遥远而宁静的澳洲。

第一战进攻北塘被俄国人愚弄
　　9月16日，刚安顿下来的澳洲军队接到战斗命令，维多利亚部队和新南威尔士部队联合派出三百人，参与联军对水陆要塞北塘的攻击。
　　临出发了，英军才发现俄国人控制下的铁路，只允许德国人使用，遂只好改用驳船从水路行进。行进了十个小时，终于在傍晚六点抵达了俄军的一家战地医院，却发现就在一小时前，拒绝他们使用铁路的俄国人，已经抢先占领了目的地。
　　又乏又恼的英国军队只好就地宿营，却难以找到足够的食物以及干净的饮用水。唯一令英国人幸灾乐祸的是，中国军队主力早就撤离北塘，却留下了一些射击手，给俄国军队造成很大伤亡。
　　澳洲军队的首次军事行动，就因联军内部的勾心斗角无果而终。
　　澳洲军队在天津的生活相当艰难，蔬菜和面包得不到保障，新南威尔士部队的一名列兵则死于流感，成为第一个牺牲者。整支澳洲部队约有四分之一的人罹患流感、痢疾、发烧等。
　　违纪情况也比较多。大多数的违纪是酗酒，比较严重的是两起对中国洗衣妇的敲诈勒索，且受到了法国军队的指控。主管纪律的新南威尔士部队副司令康讷（Connor），对这些做了详细记载。
　　10月上旬，新南威尔士部队奉命开赴北京城，维多利亚部队留守天津。分开前，他们共同接受了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检阅。这次检阅，联军内部因出现了沟通的问题，令澳洲军队连着三天整装前往火车站迎候，却一直到第三天才见到这位德国统帅，士兵们在日记中抱怨腿都站酸了。

进入北京后澳军开杀戒
　　10月10日，新南威尔士部队开赴北京，接替即将返回香港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兵。
　　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帆船，载着行李，以及为北京的联军部队携带的3万件军毯，沿北河的纤道由一大群中国苦力们拉纤前进。上尉斯班（Spain）带了相机、海军候补少尉摩宁（Midshipman Murnin）则为此次行动记录了详细日记，令后人得以回顾京津之行动。
　　两天后，他们到达杨村，遇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哨所。这是澳洲军队第一次在战地遇到美国兵，澳洲人从美国兵手里买到不少好东西，很多价格甚至比悉尼市场还便宜，这令大家喜出望外，也对美军的丰富供应感慨万千。
　　途中，他们还遇到一个掉队的意大利士兵，他刚被中国人抢走了步枪。随同新南威尔士部队一起赴北京的四个孟加拉枪兵，立即追入高高的青纱帐，几经搜索，抓住了抢枪的中国人。澳军军官对中国人的处罚，是命令他们帮助扛着马克沁机枪的沉重架子，几小时后就释放了他们。
　　摩宁在日记中说，星期天宿营后，百感无聊，就闯到村庄里去收寻古董，可除了供奉着神像的庙宇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后从一些人家的墙上摘了些书画当作战利品。
　　经过十天行军，新南威尔士部队到达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部队被分为三部分：一名军官及五十名士兵驻守使馆负责警卫，三名军官和六十名士兵被派到喇嘛庙警卫，其他的人则在庄王府建立司令部。
　　离开澳洲以来，他们第一次可以在屋子内住宿了。
　　喇嘛庙的澳军指挥所，与一间丝绸库房很近，一天，指挥所与库房之间的一所民宅被人纵火焚烧。澳军抓住了纵火的中国人，却正是被烧房子的主人，翻译官证实说那是个著名的义和团成员。这位勇敢的义和团员，事先将家小送走，然后焚烧自己的房子，希望能火攻澳军。次日早晨，五名澳洲士兵组成了行刑队，对这名义和团执行了枪决。这是新南威尔士部队在中国的第一次处决。
　　新南威尔士部队在北京参加了多次对义和团成员的枪决行刑，瓦德西到任后，为了威吓中国人，命令对捕获的义和团一律采用斩首方式处决。澳洲军队觉得这太不人道，从此就不再出任行刑任务。